【摘要：美国人很多是英国人的后裔，而想摆脱英国统治自己积累财富的美国人便打出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的旗帜，进而脱离英国也就具备了合法性。而中国古代虽然也出现过类似西方“民族形成”这一阶段的发展趋势，但并未经历过“民族形成”这一发展阶段，而是实现了在古老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直接过渡到阶级的、国家的认同。因此，民族很大程度上只是话语权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存在。】
“五朵金花”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也是在毛泽东时代讨论最少的一个问题。不过，今天的学者们在质疑“五朵金花”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质疑也是最少的，很少有学者认为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一个伪问题。那么，质疑的少就证明汉民族形成问题具有普世性，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同吗？恐怕未必是这样，相反，恰恰是汉民族问题可以说是五朵金花中最具有“伪问题”特质的一个问题。
所谓汉民族形成问题也就是中国的民族尤其是作为中国主体的汉民族形成于何时。在1953年的时候，苏联学者叶菲莫夫提出中国应该和其他半殖民地国家一样，民族形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范文澜在1954年发文反驳，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另外，还有以杨则俊为代表的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形成也是汉民族形成和以康拉德为代表的清代资本主义兴起封建社会开始瓦解时期也是汉民族形成的时期这两种观点。而这几种观点都是有内在缺陷的，范文澜先生的观点的缺陷尤为明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讨论汉民族形成的前提是对于民族概念要有一个统一的定位，但实际上这些学者对于民族概念的定位并不同。严格意义上说，民族并不是天然就有的，也不是说自古以来直接就形成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是到近代或者至少说是到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才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古代的那些部族和现代意义的民族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流行的是华夷关系，而在这种华夷秩序下的“华夏”观念和现在民族界定有很大的区别，华夏与夷狄其基本的特征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泾渭分明，华夏可以变为夷狄，夷狄也可以变为华夏，其基本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接受了华夏文化，比如说华夏人如果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并且接受少数民族的文化，即使他在血统上上没有发生变化，普遍意义上也不再把他视为华夏，如果要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接受了中原文化，那么中原人也不再视其为少数民族而视其为华夏，这种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的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汉民族形成问题另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它实际上具有一种先验的味道，就是认为任何地区的人类都要经历“民族形成”这一阶段，而且汉民族形成或者说历史上所有民族的形成是具有进步性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恐怕未必如此。
大体说来，从古代到近代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古老的部落血缘认同到中古时期的文化认同以及近代社会在利益构建基础上的民族认同这几种认同。上古时代的人类主要生活在部落当中。原始社会末期到文明时代初期，部落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对于部落以外的人不视其为人，进入古代特别是到了中古时期以后，各国普遍出现了一种用文化认同取代血缘认同的趋势，像中国的华夏文化，欧洲——西亚文化圈中的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这种用文化的、宗教的东西取代上古时代的部族的血缘认同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因为它打破了部落血缘的界限，把对人的认同建立在超越血缘关系之上的文化水平先进与落后上，这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然而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所谓的市民或者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追逐利益的欲望越来越巨大。与此同时，传统的、宗教的、文化上的对不择手段追逐利益束缚逐渐显示出来，文化圈的体制已经不再适合历史的需要。于是，资产阶级就采用了复活古老部族国家的方式为自己的掠夺提供合法性依据，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民族。在这种现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实是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杀戮以及奴役的特点。而且，在定义民族过程中掺杂了过多的私人利益因素，像比较典型的如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人为构建的产物。因为美国人很多是英国人的后裔，如果继续英吉利人的民族认同，那么，他们独立就成了分裂国家，就没有了合法性。于是，想摆脱英国统治自己积累财富的当地富豪便可以打出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的旗帜，进而脱离英国也就具备了合法性。因此，民族很大程度上只是话语权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存在。
事实上，“民族形成”的意义仅仅在于资产阶级兴起时期便于掠夺以积累资本，在工业革命以后，其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所以，“民族形成”就好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卡夫丁峡谷一样，把很多中古时期文化认同的优势都抛弃掉了，实际上较之中古时期的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退步而非单向度的进步。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华夏认同本来就优于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完全没有必要依靠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准强行给中国套一个“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帽子。
那么，中国是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类似于西方“民族形成”这一阶段呢？我们应该怎样解读中国的社会认同的发展呢？大体说来，元代时开始恢复建立起古老部族认同基础上的四等人制，这种民族分化政策使中国的文化圈认同受到损害。明代是中国最富有民族激情的一个王朝，从朱元璋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已经出现了民族意识觉醒的趋势。倭寇的出现则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从文化圈瓦解和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趋势，这与欧洲基本同步。但这一趋势却在清代被打断了。因为清代是少数部族建立起来的政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不可能通过鼓励能引发满汉对立的民族意识来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当然，在清代也有一些类似于元代通过民族分化政策的措施，不过越到后来就越倾向于通过恢复文化认同取代民族认同以维持其统治。这让中国没有出现由于民族认同取代文化认同而导致的像欧洲式的长期的分裂与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保留了在古老的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认同。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各民族普遍由文化认同转向统一的国家认同。虽然辛亥革命前后一度仿效西方进行民族构建，但是由于其引发的隔阂与混乱很快被历史所淘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通过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统一的、阶级而非民族的意识形态，整合了各地区人民，使得中国保存了相对统一的版图。应该说，新中国是建立在阶级的、国家的认同基础上而非民族的认同基础上，从而跨越了“民族形成” 这个卡夫丁峡谷。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虽然也出现过类似西方“民族形成”这一阶段的发展趋势，但总的来看，并未经历过“民族形成”这一发展阶段，而是实现了在古老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直接过渡到阶级的、国家的认同。所以强调汉民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今天的人为标准强行套历史的这样一种情况，这在“五朵金花”里其他的那个几个问题中都是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民族形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另外，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障碍，就是如果强调汉民族的形成，那么少数民族的形成应该怎么判断呢？强调汉民族的形成是否会削弱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呢？就目前阶段来看，强调阶级的、国家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仍然是目前阶段的一个主要课题，而不是强调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强调这种汉民族的这种排他性的认同，本质上说对于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应该超越其中汉民族认同的狭隘的构建意识。
最后，我再简单说一下所谓全人类普世价值的问题。在未来社会的确有可能实现超越阶级的、国家的认同而实现一种全人类的认同。但是，实现这种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则是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国家对国家的压迫，所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就只能是这种压迫的辩护士。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实也是分化这种阶级的、国家的认同有助于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国家对国家的压迫。所以，现在很少有学者认为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并不是因为其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史学的普世性，恰恰是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理而接近于今天史学界流行的西方资本主义史学。像从伪满洲国到近年来美国的“新清史”就都是通过强调满汉“民族对立”以鼓吹“满州独立”。 大概当时的学者也逐渐发现“汉民族形成问题”并没有能跳出西方这种用狭隘的民族主义解构国家以推行殖民主义的理论陷阱，所以讨论了几年后就偃旗息鼓了。
总之，汉民族形成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今天人的一种构建，而且这种构建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现实社会中民族意识的强化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所以说，范文澜十分重视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在理论上和在实践层面都是弊大于利的。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说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五老另一位的郭沫若所提出的孔子与马克思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后面有我们有机会讲授思想史那时候还要讲到侯外庐的思想史也有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象。这一切都表明，尽管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巨大的探索空间，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