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5岁生日。诗人艾青那首的著名的诗句很能反映我们此刻的心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眼睛里也常常涌流泪水?因为我们对党、对妈妈爱得无比浓烈和深沉!

　　每当把党与妈妈这两个及其崇高的称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不由得想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关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截然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也只能是共产党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要靠共产党也只能靠共产党才能发展巩固，这是历史事实，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真理。其他政党有誓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吗?苏东剧变，其他政党或政治势力上台，搞社会主义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明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母与子的关系，殷秀梅的那首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没错!妈妈就一个，有些人非要中国搞多党制，非要有多个妈妈，这不是乱伦吗，政治乱伦!搞多党制本质是搞资本主义，就这么简单。我们部队总讲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党对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也是绝对领导，所谓“绝对”，就是唯一的、完全的(全面的)、无条件的、排他的。我们在座的每一名同志都愿意用生命捍卫我们的母亲、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忠诚。如果在场的有国安的同志，大可不必对我们如临大敌。如果哪一天中国共产党再遭“四一二”那样的悲剧，或也遭苏东那样的悲剧，首先掉脑袋的是我们这些人。其实，现在就有人狂言要杀绝我们，许多势力正在在围剿我们，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得那样，“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国安的同志们，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你们的职责，因此，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你们应保护我们支持我们才对!既然是战友，就要肝胆相照!

　　正因为我们对党、对妈妈爱得那么深沉，我们的泪水里也才常含着忧患。习近平同志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习主席为什么提出“忧党”?这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啊。

　　我们党是伟大的，但她的问题也是令人痛心的，这就是习主席提出“忧党的原因”。

　　我们的党95岁了。世界上有哪几个无产阶级政党能经过这么长的岁月依然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我们说中国共产党能，我们就必须时刻找出党身上存在的问题并彻底解决问题，让党永葆生机。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我们针对党存在的各种问题，也采取了许多手段，但似乎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有些问题甚至愈演愈烈，包括今天的反腐——腐败的势头打下去了，干部不作为的问题又浮现了;反腐压力松一点，新老腐败现象就有抬头的趋势。至于理想信念动摇、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崇拜、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更是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的似乎还得到纵容。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座的同志们大概心里都有数，只是不便明说罢了。我在这里仅引用我们学院一位老首长老教授、一位少将在课堂上常讲得话来稍微点破一下。他说：“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同一类问题大面积的存在，同样性质的问题反复出现，这就需要考虑工作思路问题，考虑政策制度问题，考虑形成新的指导理论和指导原则问题。”

　　在这个方面，王岐山同志的一些做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王岐山同志去年提出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王岐山同志认识到，过去我们的党员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就是查出大的违法违纪问题成为“阶下囚”，在“好同志”与“阶下囚”之间，出现问题苗头、出现小问题都没人提醒，最后导致“好同志”成为“阶下囚”。难怪很多落马贪官动情地抱怨道“当初要有人提醒一下我、棒喝一下我该多好啊!”王岐山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正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其中第一种就是“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然而，在实践中，恰恰是这第一种最轻的执纪形态最难做到。在现今的党组织中，有多少能做到“批评和自我批评”、“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看来，关起门来是不行的，要发动群众呀!当初，群众的“四大”不就是让你“红脸出汗”的吗!不就是最大的提醒吗!可是，为什么要取消群众“四大”的权力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若过去群众的“四大”中有不规范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加以引导呢?

　　由此我想到“运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已不再用了。可是，还有更好的方式吗?自从“运动”这种方式不再用之后，我们党的问题是更多了还更少了?所谓运动，就是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去战胜外部的敌人、战胜内部的问题，这是共产党的法宝，抗日战争用了、解放战争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了，文革用了。近来我们的反腐等举措之所以有所成效，其中很多也都是群众揭发的。对于“群众运动”，共产党中不能自我放弃，不能拱手让出，甚至害怕群众运动。你不支持、不拥护、不领导甚至打压群众远动，你的事业就将失去动力，而一旦群众运动自发起来，或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落到其他人手中，你就不仅仅是被动的问题了，苏东剧变就是例子。当然，搞群众运动，就要依靠群众，那么首先你要相信群众，群众要有地位。今天，群众的地位究竟如何，也值得我们深思。

　　提到“忧党”，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毛主席，直接的说就是不能不想到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还有谁比毛主席更“忧”我们这个党?

　　文革已被《决议》彻底否定了。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的变化，我的困惑也越来越多。我们不总是说要与时俱进吗，我们不总是说要解放思想吗，我们不总是说要实事求是吗，我们不总是说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吗?!那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几十年前的《决议》?

　　1981年《决议》出台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形势一片大好，可谁也不曾料到，1989年竟然爆发了苏东剧变。那么，我们对《决议》精神的认识要不要随着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而有所发展变化呢?比如，《决议》认为毛主席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的“断言”是错误的。可没几年，苏东剧变就从反面证实毛主席的这个“断言”。能不能说苏东剧变客观上宣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能不能说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当年的判断不仅没错，而且极具远见?我们可以思考。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文革中的东西浮出水面，如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陈小鲁、马晓力等人最近对其在文革期间所犯罪行的坦白等，我们对文革和《决议》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了，正如小平所说，对待文革，“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看来，尽管我们不能说当年《决议》的出台有点急不可耐，但是否可以说《决议》出台似乎有点过于仓促，研究不深，立意不高，目光不远呢?可以研究。

　　今天，我们思考文革，能不能从以下十六个方面求突破：

　　第一，今天那些人所宣传的那些所谓 “文革罪行”“文革错误”，究竟是文革中的主流，还是支流?若有否定性回答，那么，文革的主流究竟是什么?周恩来同志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同志十一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否对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今天那些人所宣传的那些所谓“文革罪行”“文革错误”，究竟是文革行为(或文革题中应有之意)，还是破坏、干扰文革的行为?如文革中的武斗究竟是谁挑起的，挑起武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陈小鲁、马晓力最近所坦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打砸抢”行为，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有所启发。

　　第三，今天那些人所宣传的那些所谓 “文革罪行”“文革错误”，究竟是文革中长期存在的，还是短暂存在并被中央坚决制止的?如“武斗”、“忠字舞”、“迫害知识分子”、“破四旧”等。以此也可以反观今天的改革开放，如“两极分化”等问题究竟是长期存在的，还是短暂存在的?这有助于我们判断事物的实质，明辨是非。

　　第四、今天那些人所宣传的那些所谓 “文革罪行”“文革错误”，究竟是文革中的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如什么“重庆红卫兵公墓”、“北京大兴屠杀地主”、“亲自枪毙自己的母亲”等。以此也可以反观今天的改革开放，哪些问题是普遍现象，哪些问题是个别现场，从而决定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工作思路问题，考虑政策制度问题，考虑形成新的指导理论和指导原则问题”。

　　第五，今天那些人所宣传的那些所谓 “文革罪行”“文革错误”，究竟是正确贯彻中央关于文革的决策的结果，还是违背或错误执行中央关于文革的决策的结果?如文革的矛头究竟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还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六，今天那些人所宣传的那些所谓 “文革罪行”“文革错误”，究竟是在文革中确实得到赞许的，还是在文革中就受到批判的?在这个方面不能颠倒黑白，睁眼说瞎话。如“只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读书无用论”的提法等，文革中的《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都给予了否定;再比如，江青对陈小鲁们炮制的“血统论”所持何种态度，陈小鲁们应该比谁都清楚。

　　第七，今天那些人所宣传的那些所谓 “文革罪行”“文革错误”，其中一些究竟是文革中确实存在的、确有其事的，还是后来有人别有用心地捏造的、强加的、无中生有的?如“张志新被割喉”之说，可以摆到台面上说嘛;对伤痕文学的真实性，也可以在认可“艺术虚构”的基础上进行探讨。

　　第八，今天那些人所宣传的那些所谓 “文革罪行”“文革错误”，从人民的立场上看，从长远的角度看，从永葆共产党人本色的愿望看，其中一些是不是不应视为错误和罪行，而恰恰相反是成就、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是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的有效手段?如医疗卫生、文艺工作、文化教育，如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等，似乎我们今天可从中借鉴的东西很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通过“五七干校”等方式接触群众、接触劳动，似乎多少有助于世界观的改造(也不是绝对的，如季羡林)，不应妖魔化为“蹲牛棚”;对一些似乎确实存在居功自傲、存在“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做老爷”思想的领导干部，“打倒”一下，让他们接触接触群众，接受接受教育，然后再“解放”出来重新工作，似无不妥(也有人觉得此方法作用不大，认为一些“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不但没有丝毫悔改，后来甚至更加肆无忌惮，在享受荣华富贵的道路上趾高气扬，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大，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高歌猛进，与共产主义理想更加背道而驰)。

　　第九，《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这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文革与文革期间要区别开来，那时的成就不能算在文革头上，那么，那时的错误是不是也不能算在文革头上?

　　第十，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革命战争年代，武装斗争是我党的主要斗争形式，但我党并不是军事组织，依然是政治组织。今天，共产党也依然是政治组织，而不是经济组织。战争年代，不能有单纯军事观点，今天也不能有单纯经济观点。共产党引领的是整个社会领域的进步，如：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共同富裕、公正公平和社会的幸福、社会精神面貌、社会安定、党的建设等等。人民日报那篇否定文革的文章，只讲“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最多勉强加上一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其他的就不提了。是忘了提，还是不便提? “在苏东、中国等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仅仅满足于生产力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等待共产党人去坚决。苏东剧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毛泽东当年的忧患和警觉应该成为共产党人最珍贵的财富。”

　　第十一，许多人在文革中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文革的决策，这是不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不是符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纪律?党是不是应充分肯定和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对他们在执行中的失误给予谅解和教育。否则，我们今天又将如何要求全体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十二，文革能不能也看成是我们党捍卫社会主义尤其是确保党不变质的一种探索?在探索中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些错误与参加者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关。能不能因为文革中有一些过激行为，就彻底否定它?当然，也应以此看待改革开放，我们要公允。

　　第十三，毛主席关于文革的理论，可否放到国际共运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更深远的思考?苏东剧变，而我们没有走上那条邪路，这是否与文革有关?

　　第十四，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给苏联、苏共以及整个国际共运造成了巨大损失。否定文革，是否也给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十五，文革之后，究竟是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对待文革，还是以泄私愤、报私仇、实施打击报复的阴暗心理来对待文革?

　　第十六，为什么国内外敌对势力也竭力否定文革?

　　当然，反思文革远不止这些，甚至我所提到的这些还没有触及根本。希望大家更深入地思考。

　　我对文革的困惑是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困惑开始的。今天很多同志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是刺向文革的第一把刀。对此我不置可否，因为我对政治没有多少研究，但我总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逻辑上似乎的确错了。小时上学时，有一次我把一个同学的眼睛打肿了，老师批评我，我就狡辩道：“我有打他的想法，但不知道打他是对是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打了才知道对错，于是我就打了他”，老师哭笑不得，我也因此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逻辑产生了怀疑。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实现”，一个学员事后就悄悄地与我商榷：“教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实践还没结束，你怎么就肯定……”由此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很霸道的，它不允许人们进行判断和预测。此外，从哲学角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理论和思维在检验真理中的作用，这很可能会让推崇这一论断的人下不了台，比如，我说“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也是检验我们思想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你敢讲这是错的吗?你的那些错误思想认识一定要付诸实践，象我打人那样吗?那你就等着落马吧?

　　最后还回到“忧党”的讨论上。是的，今天我们党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令人忧心的问题，怎么看?在国际共运的航路上，有波峰就有波谷。如果在波谷中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那倒是反常了。对此，我们不必悲观。

　　我们现在恰恰处于为传播真理而奋斗的时候。这是历史给我们这几代人的机遇，历史注定要把最沉重的担子压在我们的肩上，历史注定了我们是受难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且产生英雄的时代”，“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为我们能身处这个时代并投入斗争中而感到光荣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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