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祭奠毛泽东逝世四十年周年

 曹子文2016年5月7日

　　值逢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中华千古第一伟人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祭奠之时，也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为此祭奠和纪念而作此文。

　　一谈到毛泽东就势必涉及到文革，一谈到文革就势必涉及到《决议》，一谈到《决议》就势必涉及到邓小平，一谈到邓小平就势必涉及到改开以来历届中共的执政理念，一谈到中共的执政理念就势必涉及到党的宗旨或性质，一谈到中共的宗旨或性质就势必又回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最关键、最核心、最性质的问题上来了。

　　以上这些问题，近年来，尤其是在临近今年文化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及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祭奠之际，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及工农群众的系列论述，已经阐述的非常透彻、深刻、详细了，我虽不能作诸人之精妙论述，但可以借及诸人的高见谈一些粗浅认识。

　　关于毛泽东

　　有一篇《毛泽东到底是谁》的文章说：“毛泽东早已成为中国社会民众的“‘集体共意识’，一个巨大的精神符号，一个崇高的文化图腾”!中外也有好多人都曾赞誉过，毛泽东是世界上少有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书法家等等。我认为这些评论虽然都很好，但不如“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中的“救星”二字就足以概括毛泽东是谁了。

　　为何“救星”二字就足足地概括了毛泽东是谁呢?

　　因为早在延安时期，中国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就已经以最真诚、最热爱、最贴切的歌声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文革中人民喜爱唱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太阳照边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等之歌。这里把毛泽东比作太阳——人类存在的宇宙中，太阳就是宇宙中的一颗最给众生以生命能源的救星。没有太阳不就暗无天日了吗?

　　“救星”乃救苦救难之星，是说毛泽东不仅从物质方面解救、改善、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劳动人民自己能够当家作主——管理国家政治了。

　　著名学者黎阳说：“要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所以，朝鲜现在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满怀感情地教育朝鲜人民：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恩情!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朝鲜人民的大救星，而且是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救星”二字就足以概括出毛泽东到底是谁了!

　　为了巩固这个国家政权，通过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教育，以达到提升中国人民整体素质。企图经过思想革命从灵魂深处来净化共产党的队伍，来保障中国不倒退、不复辟，这就是“救星”毛泽东晚年进行的最崇高、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临终前曾总结自己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文化革命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已经时过境迁五十年。关于“文化革命”作为一命题也好，还是范畴也好，抑或是政治理念也好，是自文化革命结束以来至今，一直是两大阶级营垒，或曰毛革派和邓改派，或曰社革派和资改派互相争论、互相对撞、互相厮杀的一个战略高地。　　

　　有文化革命就应该相对地有武化革命。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他一生做的第一件事，只不过人们不用武化字样来表述罢了。而文化革命是为解决意识形态以及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政治走向，主要是解决上建筑的问题。当然不论武化革命还是文化革命，不是也不可能绝对分开，总是相互伴之的。

　　就华夏文明发展来说，一旦一个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夺得了政权后，为巩固政权，必先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首先必须进行的就是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社会治理观念——批判守旧儒学，运用法家思想，将以前的各自为王的分封制变革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统一国号。以后的历朝历代均是遵循这一规律来变革社会的，历史上只是没有用文化革命这一精辟语言来概括就是了。所以说，不是就到了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毛主席才别出心裁地想出个文化革命来。这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继承和升华发展。

　　那么，毛主席为何要进行那次意识形态的革命，即“文化革命”呢?这就需要了解通晓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并与之领导下的共产党整体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

　　从整个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看，所谓的历次路线斗争，其实就是因党内对于革命的方式和革命的方向上的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致。陈独秀是共产党创建的主要组织者，但就是对待国民党的武装反革命，不同意采取相对应的武装革命来反对国民党，所以导致当时党的革命活动被动和失败。如是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城市走向山沟沟里去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思想的党内斗争，其实就是一种指导思想上的文化对立，因为党内不能用武力对抗来解决分歧，只能用说理的思想斗争来化解矛盾。这就是共产党第一次路线斗争(文化革命)的出现。之后对于王明、博古的先“左”后右的斗争、对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活动斗争，都是对于指导革命的思想意识的分歧，历史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所说的历次路线斗争其实就是文化革命。

　　毛泽东通晓中国历史更替的原因，明白周期律，所以在共产党面临即将取得革命胜利时刻，于1949年3月5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地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两个“务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在13日的会议结束时再次指出：“如果国家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毛泽东年谱》下P465和468

　　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和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是文化革命的根源及其对象的宣布。

　　以下我再例举一些学者的具有概括性的精要文字来概述文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著名学者郭建波的《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一文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老革命宋平在2015年9月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纪念邓力群的文章中,感慨:“文革是对领导干部的冲击,也是一种党性的锤炼”。“文化革命属思想上革命”。

　　会雅阁的《毛主席在生死关头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认为：“这些年一大批贪官污吏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充分发动群众、充分信任群众、充分依靠群众的运动。不受人民拥护爱戴的人，谁敢发动这样的运动”!

　　著名学者钢筋水泥在《对熊玠教授<习近平时代>一书的批判》中说：“毛泽东因为文革而让哲人难以超越”。

　　唐青钊用最贴切比喻说：“文革是给科学理论安上明珠的革命”，这个“明珠——‘搞社会主义不知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

　　关于《决议》和否定毛泽东

　　但是，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把毛泽东的这一最伟大神圣的文化革命却借着否定阶级斗争而企图歪曲、污蔑乃至意涉否定。历经近40年改开实践和考证，人们才逐步地觉醒、觉察、觉悟到这个《决议》的诡秘、阴谋、险毒了——《决议》的核心或主旨是针对毛泽东。

　　对这个《决议》，正如郝贵生教授在《<认清决议>的实质和要害》的文章中，已经做了深刻、全面的揭露和批判。郝教授指出：“至1981年《决议》的出笼，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及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正式会议上遭到全面、根本、彻底否定，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党的会议上系统加以阐发，并主导了全党的指导思想。.....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主要观点错误、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决议”。“《决议》是中国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源头”、“《决议》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2015年的一篇《亡国从否定毛主席开始》的文章说：“要从根本上解决反毛非毛的问题，问题就出在总设计师的《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上。这个意见起了一个坏头，随后非毛的污水象暴雨一样大量污染着中国的大地”。

　　一篇题为《污蔑毛泽东的总源头在哪里？》说：“诬蔑诋毁毛泽东的总源头在哪里?就在《决议》”。

　　唐青钊在《文革是给科学理论安上明珠的革命》的长篇宏论中也剖析了“《决议》中的毛泽东思想是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开除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殿堂的，因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这个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而毛泽东诠释的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并且自始至终都认为这个理论是根本正确的”。《决议》之所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但改革开放的历史却丝毫不给……《决议》的面子，偏偏老大耳光煽来：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是被严重动摇了吗?中国不是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官僚精英、资本精英和学术精英的“铁三角联盟”吗?中国资产阶级不是已经空前的强大了吗?苏联和东欧不是早就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有一个迭飞的作者在《从81年历史问题决议再出发》中说“现在不是已经被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所证明(阶级斗争)是正确的了吗?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东欧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没搞文化大革命，后来相继被资产阶级推翻了吗?对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难道非要等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被资产阶级从政治上最后推翻才去承认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吗?因此，历史已经判明，《决议》对毛泽东同志所下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结论是不对的”。

　　我认为，这个《决议》还有一个高超的手法是，为了诬陷文革，则把文革前十年(1956年至1966年)的历史也别有用心地对毛泽东做了根本性质的铺垫否定。请看《决议》的结论:“‘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决议》还指责毛泽东说：“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之，在这十年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就应该明白，这个对毛泽东时期即文革前十年的《决议》是在隐瞒历史的真相而嫁祸于人。因为搞“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正是刘邓。如：1958年9月1日，邓小平主管的《人民日报》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刘少奇抓得典型。报道说：河北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王观澜首先怀疑并反对此报道。毛泽东很赞同王观澜的看法并批评了《人民日报》浮夸。《毛泽东大传》二版P2225

　　《决议》的主持人还隐瞒了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精神。毛泽东曾批评说“《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里工程和土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当时这人民日报就是邓小平主管控制的喉舌。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人民日报》的社论《高举人民公社旗帜前进》，他们把“郑州会议”的决议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在决议公布前一周，就提前将这社论发表了,(《毛泽东大传》二版P2288-2289)。所以才有了1959年2月27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并作出了《郑州会议纪要》，主要是为纠正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公社所有制等浮夸风。这些问题，在艾跃进教授的讲演中也明确地阐述过，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而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扣到了毛泽东头上，嫁祸于毛泽东。

　　再如反右斗争。在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地有划分右派的6条范围和划分极右分子的4条范围和不应该化为右派分子的6条规定，共三款16条规定。《毛泽东大传》二版P2098

　　国人们应该知晓，这整个反右运动是中共中央责成邓小平分管，是在邓小平亲自负责、操纵下进行的。当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反右扩大化问题时，邓却采取打压手段。如《毛泽东大传》二版P2604记载的一九六三年一月间，负责中央信件档案的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见到了毛泽东，她向毛主席反映说：“现在有许多在反右斗争中化成右派的人在申诉，很多人给您写信，要求平反，主席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说：“不知道，那些划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崔英说：“寄来了，我就是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情况不知主席知道不知道”?当毛主席说不知道后，崔英又说：“对右派的申诉信件，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有指示，原则上不做处理，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毛主席听了十分生气说：“谁说的?真正划错了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你转告秘书室主任，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我”。后来，崔英向秘书室领导汇报后，受命负责起草一个全国各地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报告，交给领导(邓小平)审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崔英)就被调离了中南海，远离了毛泽东。自然，那份综合报告也就不可能送到毛泽东手中了”，所以，那些错划右派人的及时平反就被负有专权的邓小平给暗灭了。《决议》却彻底地隐瞒了这段历史真相而嫁祸于毛泽东。

　　至于个人崇拜，2016年4月23日袁杰伟在不是毛主席搞个人崇拜，而是他挡不住人民的崇拜！》一文的标题就很确切了!

　　在栽赃和歪曲了毛泽东文革前十年，那再来接着诬陷和歪曲最后十年(1966年—1976年)的文革并进而污蔑毛泽东也似乎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邓小平的一个高超的政治阴谋设计。

　　关于邓小平

　　所以，说到《决议》就势必要涉及到邓小平，因为这个《决议》是在一个中共非正式、非合法的接班人，即党的非名正言顺的主席或总书记的邓小平操纵下违犯党规的一种行为。

　　要知道，不但在主持这个《决议》时期，邓小平不是中共中央的主席(那时中央第一把手叫做主席，之后才改称总书记)，翻开他的历史看，邓自加入共产党以来到死，他就从来没有担任过党的第一把手，即主席或总书记，他也从来没有担任过国家主席，甚至连总理都没有担任过。他的最高职务是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相当于秘书长，彼时的总书记非此今时的总书记)，在党内是排在毛、刘、周、朱、陈、林六位正副主席后面的第七位的。在文革中最后恢复工作时，担任过党的副主席。在作出这个《决议》时，不论是从中国的传统习惯看，还是从中共的党规来看，邓是在僭越职权操纵中共的。

　　为什么在邓小平操纵下能通过这个《决议》呢?一是大多数老革命，在文革中曾确实受到过红卫兵的过分冲击，由于不能理解文革的深刻意义而怨恨毛泽东，此其一;其二，即使有人想反对也因为“闰主”邓小平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淫威独裁，也就不说话了。正如大乘佛经所说的,在修行的过程中，总是“或道者众，悟道者少”。如是，当时中国的所有参与会议者，也就竟然盲目顺从、听任这种僭规越权的操纵或设计者了。所以，此《决议》是在邓小平的挟天子而令诸侯的违规违法的操纵下形成的。

　　总之，探讨《决议》不涉及这个既非党中央主席亦非国家主席但能够操纵全党全国的“闰主”垂帘的邓小平，那就是戏剧的演义和历史的空谈。

　　在这里我要插叙一段解说：就是邓小平有其他人不及聪明或狡诈的地方，这就是邓小平为何不坐在党中央主席这个正大光明的位置上来作出类似《决议》的后来一系列决策呢?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不论是资历、能力和辈分，不是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等辈可比的。也就是说，当时邓小平若坐党中央主席这把交椅，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不论是那一派别的人，也没有理由持异议的。然而，他却不这样做，他把自己诡称为二代人，把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如耍猴或玩木偶戏似的逐次扶上党中央第一把手(主席、总书记)位置上来操纵，并还隔代钦定了胡锦涛。他自己只掌军刀、不抗党旗、亦不坐国主交椅，这就是邓的高明之处。邓的谋略何在呢?邓小平对于他的所谓特色设计，他自己是很明白、很有预见结果的。所以这老邓在他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曾十次指出“如果”的可能性来，比如“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P111页。老于世故的政客邓小平心里很会琢磨，如果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旦出现了比毛泽东那怕略强一点点，比如不再会泛起黄、赌、毒;没有黑社会;没有汉奸;不出现民族闹事问题;像刘青山和张子善这样级别的贪官不要超过两个;人民的住房、上学、医疗等社会福利没有负担;邓小平的家风如同毛泽东一样清廉，等等，那么，邓小平居功自傲是理所应该了。如果一旦要出现邓说得那十个“如果”，那么这责任就与邓无关了，因为首先他不是党和国家主席，况又他老人家早就预先警告、警示过。如是，那就把改革开放的失误完全地推到后来的历届主政者上了。这就是邓小平为何不坐党主席和国家主席这把交椅的高明之处。如是他才敢大胆地操纵作出1981年的《决议》。著名学者黎阳的《神话“文革”》一文，便对邓小平如何破坏文革的罪恶作了彻底的介绍。在此，因文字有限，我就不再赘叙，特别推荐读者们去看就是了。

　　关于改开以来历届当权者的执政理念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鸭子的儿子会浮水。改开以来历届共产党执政者，当然地就与生具会地、与时俱进地、以习照旧地顽固地执行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说教，这就叫做政治遗传。这个问题简要概括，就是人人都熟悉的贯彻改开全程的猫鼠论、摸石论、先富论、无阶级论、莫争论、特区论、硬道理论、引进外资论、造船不如买船论、共同开发论等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在邓之后的历届继承者们又衍生出所谓的三个代表论、科学发展观论、不改革死路一条论、救美国论、中美夫妻论、顶层设计论、混合制论、供给侧论等等人话鬼话混杂、社资混合、公私混淆的后特色论!总之，邓系理论的核心是维护和发展私有制——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殖民资本的特色社会主义邪说。为维护邓小平理论以及这个理论体系下的利益集团，就必须淡化、歪曲、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而要淡化否定毛泽东思想就势必首先并继续否定文化革命——扼杀这一继承、完善马列主义和提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华思想。

　　邓系特色利益集团所执行的邓小平特色说教，其实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曾经对付过共产党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一固定套路。他们死死地、牢牢地、使尽全身解数地遏制住文化革命的思想灵魂，就像魔鬼们要想方设法地污蔑和歪曲大佛顶首楞严神咒那样极尽全力。所以改开以来历届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必须维护“特色”说教的，并且设法将邓小平的这一邪说嫁接到毛泽东思想上，以达到模糊、麻醉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此法亦如高明的淫邪伪君子采用诱奸的手段使其无知少女怀孕生子，形成遗传事实，如是以后就可以随意摆弄了。这就是罗国中在《文化大革命和颜色革命辨析》一文中说的：“武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其实是在别有用心地掩盖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实”。从广大人民的角度说：“现在中国有很多有充分理由根本不输理的人和事却输掉了现实”。

　　新加坡的一个叫冯晓阳的学者于1986在《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一文中曾说过：“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那么这个特色理论究竟结出些什么果呢?

　　邓小平的那十个“如果”论就是对改开后果的设计，也可以说是改开结果在当今的验证——以其设计之果验证了其所谓的理论。再举几个学者的看法就足够了：

　　人大代表、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在今年的两会上揭露美国资本“索福瑞”入股央视，并强烈要求美国资本应退出央视。央视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喉舌，竟也被美资植入，进而被左右节目制作方向。有人借此评论说：祖国啊，您已经被美国资本控制下的中央电视台每年每月每天每时每刻每秒都向您的肌体注射着慢性致死的毒药，也许您已经病入膏肓，也许不久将面临死亡，而您的子孙们却为注射者高唱着凯歌，狂欢踩踏在您的病入肌理的身躯上。

　　在2016年3月24日民族复兴网发表的《中国大逃亡启动，45万人尽是精英人士》一文中，指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钟伟说,去10年里，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年均多达45万人，他们携带到外国的资产高达2500亿美元，这笔金额是中国政府和国内企业迄今在海外直接投资金额的2倍”;至于《贪官外逃投资美国总表》一文更是触目惊心。

　　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痛批“让少数人先富”的谬论》引用钟南山的话说：“少数人富了，多数人就得受穷。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先富把有限的资源都占有了，多数人就不可能再富起来”，“少数人可以先富起来，但这不应该是执政党的目标，……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上得了台面”的政党或理论宣布过：它们是为“少数人”的!”。

　　宇太老师在《当今中国的路到底谁带的？》中说：“做贼心虚的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淡化毛泽东，丑化毛泽东，以至于开除毛泽东。他们在精神领袖问题上，忽而企图以邓小平取代毛泽东，忽而以蒋介石取代毛泽东，忽而以孙中山取代毛泽东，忽而以华盛顿取代毛泽东，忽而以孔夫子取代毛泽东。惟其如此，他们的贵族老爷梦才能做得踏实”。

　　国际关系学者郑文明的《莫把“复辟”称“改革”》一文论证说：“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我们的当权者，30多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说他们所搞的那一套是在进行改革，可是按着‘改革’的释义应该是对原有的社会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可是30多年的实践告诉人们的却是原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被“改革”成大部分私有化，而且当局对剩下的那一部分公有财产还正在下大力气推行私有化。‘改革’前社会上本来已经不存在经济地位上的阶级，而现在不但又有了阶级，而且还重新产生了剥削和压迫。这样的做法怎么会是改革，这不纯纯粹粹是复辟吗”?

　　关于党的宗旨或性质

　　近40年来的改开中的邓系利益特色集团们，所继续执行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共产党的宗旨或性质是背道而驰的。——张宏良老师在点评《绝不能让龙种永远变成跳蚤！》一文中说：“纵观当今中国改革的现实，……几乎所有的改革政策全都在剥夺老百姓的利益，在保护和增加资本的利益”。

　　事实证明，他们发展和维护私有制，是有意识地在违背《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之诫训;他们顽固地执行邓小平的特色理论，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之明示;他们标榜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民营企业或私人企业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之价值观。所以他们否认《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在有阶级社会以来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结论。如是他们否定文化革命的核心——阶级斗争，进而达到否定或淡化毛泽东思想也就自然而然了。

　　既然文革前的邓小平所作所为已经显示了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浮夸行为和反右斗争扩大化做法，而借主持《决议》来栽赃嫁祸毛泽东并进而污蔑文革，再加之近40年的改开，早已证实了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们，已经背离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或共产党的性质，那么，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及时的、正确的、必要的，是清理和净化共产党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如是，在面临当今中国正如张宏良老师早已指出的《当今中国正在上演苏联解体前夜》，那么，中国当今的民众们就应该起来，继承文化革命的正确精神、采取文化革命的文明手段来清算、揭发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们复辟行为及其恶果了。就是张宏良老师敦促的《共产党该反思了！》。

　　该反思什么呢？——再回到文化革命上来

　　其实“文化革命”本身这四个字是没有阶级性的，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的特色改革理论，不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文化革命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中就明确地指出：“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壮举”P392;还说，邓小平“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P327。不过邓小平正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背道的，就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而已!人们只是称之为“资改”了。所以，中国现在需要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革命来剖析、揭露邓小平的私有观念的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特色改革，这就是反思。不仅是当今执政者需要反思这40年来的改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也需要反思。执政者要反思的是这40年来的错误改革，而我们人民群众需要反思的是，为何竟然盲目地跟随这个错误的改革，任其发展。不论是当政者还是普通民众，应再思考改革方向了。

　　王绍光教授在答复《南风窗》采访时说《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著名学者司马南著文说《改错了的改回来，也是改革》，这里所说的“再颠倒过来”和“改回来”就是指反思而已。可是究竟从那儿反思呢?全国政协委员何新在十一年前的2005年9月12日一篇访谈《经济学家正在搞垮中国！》一文中就指出：“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解释，也才能找到恰当的对策”。但是，对改革开放的错误理论、错误制度、错误道路进行彻底的反思，彻底恢复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邓系利益特色党们很清楚，只要承认阶级斗争，就是要革他们自己的命——就要反思或检讨这近40年来错误，就得承担责任。

　　宇太教授在《当今中国的路到底谁带的？》一文中，分析的更具体、更透彻，他说：①“中国走到今天这个内忧外患的糟糕地步，究竟是谁的责任?难道是美国吗?美国再强大，再蛮横，那也只不过是个外因，不通过内因，他能起作用吗?那么内因的根本责任又在哪里?难道不是决策者的根本责任吗?难道决策者是纸人，是摆设吗?既如此，有什么资格还当“核心力量”?②“闭口不谈党内走资派，闭口不谈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源，是极其不客观的，是别有用心的，是另有私图的。中国到了今天，到底谁该负总责?到底谁该负根本责任和领导责任”?

　　有正常思维的执政者们应该晓得，其实这就是认祖归宗的一个反省，承认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之鼻祖，回归走公有制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我们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宗旨。但这是需要脱胎换骨的——脱掉邓小平特色理论的胎，更换特色社会主义的骨的。这要比《白蛇传》里的那个青蛇脱掉妖皮换成人皮而修成正果还要痛苦的多。需要、期盼当今共产党的执政者虚心地、真诚地、深刻地反思近40年的改开失误，重新审查那个《决议》，重新认识和评价文革，尤其更应该追查那个离经叛道的邓小平之特色邪教——背离马列毛主义的真经、反叛科学社会主义之道的罪责。最具典型罪恶性的是邓的理论指导他家族在改开中凭借权势，盗窃国家财富的贪污腐败劣迹。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只有而且必须采用更稳妥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揭、批、查之手段或方法。仅仅以党治党、以党治国是不可能重整共产党门风的——因为在特色理论这一转基因激素刺激下膨大起来的9000万党的臃肿队伍，是个鱼龙混杂的共同体而已。在共产党的上上下下的执政者中，更是一些人鬼共处的各怀绝技的魔术杂技团队。党现在采取的反腐的手段清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虽说比过去反腐要明显的多、收获的多，但从目前看来，也仅是党内的一种局限的、保守的、有山头选择性的清理门户，根本就没有想，也不敢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作大扫除。尤其不想、更不敢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净化私有观念和特权思想，如是这反腐就如动手术治疗癌症一样，只能把发现的癌瘤割去，不能把产生癌症的根源清除。这个根源就是邓小平的特色理论和他们家族的带头腐败行为。所以，再怎么反腐，也就只能做到数量见增、官职见大的反腐，却不可能做到根治上的防腐。那黄炎培和毛泽东说的周期律还是会重演的——因为邓小平这个癌症因子还被呵护有加，必会养痈成患。正如郭一平最近发文说得那样《不公开批判邓小平，中国就是死路一条》。学者黎阳认为：“历史旧帐必须清算，历史责任必须追究”。

　　卢麒元教授在《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辩证》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不懂文革，就很难看清改革”。“谈文革，当然离不开毛泽东;谈改革，当然离不开邓小平”。“不辨文革之善而恶之，斯恶也!不辨改革之恶而善之，斯恶也”!“毁文革者，知文革之善否?誉改革者，识改革之恶否”?

　　任志刚和郑彪在《从立功立德立言看毛主席》对话讲座中说：“这个世界上，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谁能比过毛泽东”?“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人就是毛泽东，他超越了所有的神圣，一定会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思想家雄踞在人类高峰之上，就是用思想统治了我们的灵魂”!

　　还有一篇文章指出：《如何正确评价邓小平而不是毛泽东》，才是中国当今必须厘清的是非和功罪的大问题!

　　要评价邓小平，就必须重新评价文革。文革是中国发展的一段历史，更是中共净化队伍以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形势下的一段最重要的历史。任何历史发展总会有正确和错误的东西同时存在，但要分清对与错的主次和根源。文革这段历史，是只可以批判出现错误的真实根源而不可以审判这段历史的正确或根本的东西。正如东方欲晓的《被“邓氏特色”修正主义集团恶意妖魔化的文革史》一文一开头就指出：“真实的文革被掩盖，人民创造的历史，被纂改。为了一种政治的目的，牺牲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在文末总结中指出：“我们可以回避这段历史，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过去，不能回避我们的良知。如今，官僚假共，以及中国人民曾经都在拥护的，参与的，被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解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吗?历史不是“特色精英”们论断出来的历史，而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是非对错，交给人民去判断，交给时间去结论”。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归根结蒂这就要看执政的当今共产党了。如果真能向自己的老祖宗毛泽东潜心忏悔——忏即反思、承认这近40年的私有化的错误，悔即不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并公开向全国人民坦诚检讨。如是做，才能保真共产党的宗旨，才能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如是做，人民会倾全力支持和用生命来维护党的。若能真如此，其实就是对文化革命的认可和平反，若不如此，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