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奶奶，您可要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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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中国最让人深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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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会。
自从毕业后，好多同学都混得有模有样。我却默默无闻，在一家工厂当制图员，每月和丈夫一起靠着不多的收入共同撑着这个家。我本不打算去，可禁不起同学们的一片盛情，只好答应。丈夫正在帮儿子复习功课，儿子就要上初中了，为了上一所好中学，这段时间丈夫没少操心，东奔西走，至今还没着落呢。看了儿子一眼，我走出了家门。
天安酒店是高级酒店，我走进包房的时候，同学们都已到齐。还没坐稳
，一张张名片就飞了过来，一看一个个不是总经理就是带长的，就连以前成绩总是甩尾的阿军也当上了派出所所长。望着服务小姐端上眼花缭乱的菜肴，我真感叹自己孤陋寡闻，光这一桌就足以抵我三个月的收入了。
阿军像宴席的主人一样不停地招呼大家吃，不时地为这个斟酒、为那个夹菜，嘴里还说：“只管吃，算我的。”大伙也没任何拘束，一轮接一轮地交杯把盏、海阔天空地闲聊。酒足饭饱之后，天色已不早，此次聚会该结束了。可究竟谁埋单，我看大伙好像都没有要慷慨解囊的意思。
这时候阿军掏出手机，按了一长串号码，然后说：“小李，今晚所里扫黄抓到人没有？哦！刚抓到——好！好！随便送一个到天安酒店来给我埋单。”说完，他得意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一旁的同学跟着哄笑起来。十五分钟不到，一个中年人就进来了，他看了账单，不禁皱了皱眉头，看来他身上的现钞也不足。他随即也拿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说：“廖工吗？我是马校长呀！你儿子要转学读我们学校的事，我今天就给你拍板定下来了……不过我今晚请朋友吃饭，你过来埋个单好吗？在天安酒店203包厢……”
二十分钟后，有人敲了敲包厢的门，门被打开了。当我见到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丈夫站在门口时，我晕倒了！
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廖工到了天安酒店203包厢准备买单，服务小姐递过点菜单说：“先生您好！一共是玖仟捌佰捌拾捌元，如要刷卡请随我到楼下服务台。”廖工一听额头直冒汗，“天呐！哪有吃个饭这么多钱的啊！我又没卡，又没带这么多现金，怎办呀？！”心里急着，脚步也不知不觉的随着服务小姐的牵引来到了服务台旁边。
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廖工转身一看，原来是衣着华贵、满身名牌的李小姐。李小姐一见廖工显得特别的兴奋：＂哎呀！舅舅，你怎么来这里吃饭啊，舅妈呢？＂李小姐二十岁，人漂亮活泼，有个干爹挺有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她说：“你这么呆呆的站在这里干吗呢舅？”廖工说：“请朋友吃饭，没带足钱有点焦急。”“多少钱？”“要9888元呀。”“就这么个小事就把你急的，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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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拿起手机也拨了一串号码嗲声嗲气地说：“干爹呀，在哪呀？我现在跟老同学吃饭忘了带钱，怎么办呢？就在天安酒店203，你马上过来！不多，就两万块。什么呀？你不过来我等下就上办公室找你！你看着办吧。”
公安局长老吴挂了小三李小姐的电话，无奈地走出会议室给派出所长阿军打了电话：“我现在正主持《忠诚如山、感恩奉献》的主题大会，没办法走开，我有客人在天安酒店吃饭，你马上赶过去，203包厢，先把单买了，不得有误！”
纪检干部晕了菜
一个处级官员被组织约谈，对纪检干部说起生活问题，颇多困惑，于是向组织交代：
“几年前，我跟一个美艳的寡妇结了婚，她有一个刚成年的漂亮女儿，后来嫁给了我厅级的父亲。
我继女就成了我的继母，
而我父亲也就成了我的女婿。
两年后我妻子为我生了一个儿子，
他是我继母的同母异父的弟弟，
我儿子管我叫爸爸，
我管我儿子叫舅舅。
我的继女又为我父亲生了一个儿子，
他是我的弟弟，
但他又必须叫我外公。
我是我妻子的丈夫，
我妻子却是我继母的母亲，
所以我是我自己的外公。
听完之后，约谈的纪委同志哭了：你大爷的，当年地下党工作的时候，密码也没这么复杂啊！
社会主义在变形：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作者：坦然相对 2016-01-11 于《博客日报网》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把劳动群体当做出发点的，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劳动群体的福祉。
说实话，这样的社会主义好像是天方夜谭。因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并没有出现过，虽然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转载者有删句）
那么，中国“后30年”的社会主义又怎么样呢？
今天的中国，与前面所说的那个社会主义仍然是“绝缘体”。搞社会主义的人们并没有“把劳动群体当做出发点”，其落脚点也不在“劳动群体的福祉”方面。在哪里呢？
我想起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反其道而行之：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这样说有事实根据么？
国家管理层面人员的设置，不是从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出发，而是相反。这从官民比例就可以看出来。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现在的官民比例是1：28（一说1：15）。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1：9（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一个干部）。这是绝对的世界第一。以1999年为例，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30，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中国如此高的官民比例，说明中国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异常沉重。官民比例高，老百姓的负担如牛负重，而官员这个阶层的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乐淘淘了。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有的还配上助理。官员的队伍是越来越庞大，老百姓的负担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的官啊！
官员队伍急速膨胀，而其福利待遇也同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这里，我们节录一段话，这是原卫生部部长殷大奎说的：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位，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当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而全国党政部门有200多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老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
我们仅仅从这样两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此外，一些同样有利于官员这个阶层的规矩，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而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做法却说变就变。
比如，高级干部待遇终生制，是解放后安置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们的晚年生活留下来的。而时至今日，仍然延续高级干部待遇终生制。目前我国的一些高级干部退休了，他们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非凡的医疗待遇。这不仅仅违反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分配原则，而且也造成了“官本位”的严重化。同样，也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因为这样的终生制有利于官员这个阶层，所以就“一百年不动摇”。而那些有利于老百姓政策呢，对不起，说变就变，变得让老百姓叫苦连天。那个延迟退休政策，对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当官的却实惠多多。中国的退休人员，尤其是基层的退休人员，他们的福利待遇本来就比较低，可是，居然还要让他们缴纳医疗保险费。
凡此种种，无一不说明，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无论是它的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远远地离开了老百姓，而尽量地与官员这个阶层靠拢。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
而被主流理论家们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从资本到资本”。为什么“从资本到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比“社会主义国家”好呢？道理很简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有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基本上是不会把老百姓的福祉放在心上的。战后的日本，与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差不多：一穷二白。可是，30年之后，日本成了世界的富裕国家，中国呢，依然是一穷二白。日本不搞社会主义，却搞得国家富强，人人幸福。中国搞社会主义，结果是，虽然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贫穷入口仍然高达八千万！
面对此景此情，我们如何相信这样的理论——“社会主义是把劳动群体当做出发点的，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劳动群体的福祉”？
中国特色改革：穷人缴费，权贵享用
策马啸西风
当改革精英喊出“改革要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我就明白，中国人民的噩梦开始了；当一个八旬老人骂出“你们比日本鬼子还坏”，我就清楚，这个政权完蛋了；当邓家特色党徒设计出穷人缴费，权贵享用；当国贼汉奸要牺牲一代人，牺牲一代少女，让少数人享受改革红利；当它们疯狂进口美国转基因毒粮，喂食全国人民美国碘酸钾毒盐，我更加洞悉了它们要在中国大搞种族灭绝，实现美国顶层设计的消灭全球“劣等种族，垃圾人口”阴谋。
以房养老，延迟退休，楼继伟先是提出退休职工缴纳医保，国务院雷厉风行颁布提高在职百姓缴费比重，这是一项什么改革？中国百姓在忍受着全球最低工资，劳动时间全球最长，劳动环境全球最差，没有劳保，没有福利，却承受着全球最高物价，煎熬于全球最高生存成本。养活着全球最庞大的贪官群体，养活着它们的家族，养活着它们的情妇，养活着它们的二奶，养活着它们全球炫富，到处撒钱。养活着美国，养活着欧洲，养活着全世界，唯独养活不了自己。医改，让老百姓看不起病；房改，让老百姓住不起房；教改，让老百姓子女上不起学。生不起，活不起，死不起，这就是中国人民生活真实写照。
这是一个封建官权时代，这是一个不缴任何公共费用的权贵，却算计别人财物的精英时代，这是一个穷人缴费，权贵享用的特权时代，这是一个富人代表穷人的特色时代，这是一个百姓有国无家，官员有家无国的神奇时代，这是一个官员履历只有性别是真，其余均为虚假的愚民时代，这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富裕国，这是一个富者连阡跨陌，富可敌国，穷着无立锥之地，一百步笑五十步，这是一个官场逆淘汰，汉奸走俏，爱国有罪的邓家时代。据网络曝光：
522
18石人眼见《中组部公布离退中央领导待遇 海外华人震惊》其中最高“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至600多万元。如汪道涵，去年公费开支达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设有两个集医疗设施的“汪办（公
室）”。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至600多万元。如汪道涵，去年公费开支达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设有两个集医疗设施的“汪办（公室）”。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
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的每个人的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我国今年税收10万亿，可医保支出只有2000多亿；美国税收只有3万多亿，可是医保和社保支出就达到1.9万亿，我们交了那么多钱，最后这巨大的财富，都花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钱给国人看病和养老？更让国民愤怒的是，在那2000多亿的医保支出中，有500多亿是240万人花了的，另外610万人花了1100亿，只有400多亿元是全国差不多12亿百姓花的！
据中科院调查报告，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局厅级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干部病房原则上不接受进修、教学任务，每间房都是星级宾馆标准，还特配护士、技术熟练医生。他们看病不但不用排队，一些普通医保无法报销的药物等都可以报销。
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省部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一旦进入生命维持系统，一天的费用是20万，一年就是7000多万。国家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顶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医保遥遥无期。
据《大众文摘》披露，中国历史各时期的官民比例——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说是1：28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如此臃肿的机构不去撤并精简，而是让老百姓以房养老，延迟退休，退休职工缴纳医保，提高在职百姓缴费比重，这不是榨干老百姓又是什么？
附1：工人血泪控诉“改革开放”——改开以来成都东郊国企衰败记忆
2016-01-13
这是改开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席卷中国每一个角落。这是以官僚资产阶级主导的，孽生的地方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疯狂参与的，对其它阶级的放肆强权、奴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联合起来，埋葬官僚资产阶级、地方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
一一题记(鹤林)
我是一名70后，父母都是成都市的国企工人，我于上世纪90年代技校毕业进入成都市一家国营工厂当钳工，在那里工作了十年。后因企业改制被迫下岗离开工厂。我亲身经历（以及亲友的讲述）了成都市东郊国企工人从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变成雇佣奴隶的全部过程，体会到改开大潮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的深重苦难与残酷压迫。我深深地感受到：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也只有马列毛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成都市投资建设了大批国营企业，后来进行三线建设又从东北搬迁过来一批企业，其中很多都被安置在成都市东郊，当年的成都东部厂房林立机器轰鸣，一片欣欣向荣的生产繁忙景象。可是伴随着改开大潮，原先的国营企业遭到了致命打击，陷入了经营困境。四川化工厂原先有一万多名员工，现在仅剩下二千多人，而且企业资不抵债，工人的工资也难以按时发放。成都攀成钢铁厂最多的时候有三万工人，如今经过一轮轮减员增效，仅余一万工人，其中60%以上为劳务派遣工。他们的工作量是以前的三倍，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平均工资只有一千多元钱。攀成钢铁厂的工人2012年要求增加工资还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二百多人被抓捕入狱。成都蓝光机械厂位于三官堂，那里现在已是高楼林立，工厂早已荡然无存。蓝光机械厂鼎盛时期曾经有六千多名工人，他们为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工厂内工人与干部收入的差距已经拉得很大，后来要进行改制，遭到工人们的极力反对。走资派是官、商、黑三位一体，他们首先拉拢收买职工代表，未能收买的职工代表就找黑社会人员进行恐吓威胁，甚至于毒打、暗杀。在最后关头，工人们联合起来与黑社会人员进行了激烈的打斗，政府出动大批公安武警对工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当时道路被封锁，厂区内的工人死伤上百人，鲜血染红了马路……
就这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成都东郊绝大部分国营企业垮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外资企业、血汗工厂，国家的资产被蛀虫们瓜分干净。走资派对付工人的手段是很多的，经验也非常丰富。相较之下，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总体上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并没有显示出整体团结联合作战的威力，甚至陷于内斗。改制期间我所在工厂的车间里面到处都贴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优胜劣汰”的标语，工人们被资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为了能够竞争上岗，很多工人没有大局观念互相攻击，结果即便是当时成功留下来的工人，也在以后逐年被买断工龄、提前退养清洗出工厂。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工、劳务派遣工被招入工厂，他们进入工厂一方面为企业输入了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威胁压制现有工人的作用。那时的我只是通过自己的主观感受，感觉到工人阶级已经没有了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企业里面的工会、职代会全都变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地位相比完全是冰火两重天。现在通过政治理论学习以及左派朋友的帮助，我明白了私有制乃是万恶之源，看清了走资派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工人阶级只有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才有前途。下面我将自己所了解的几个工人兄弟姐妹的生存状态和悲惨命运叙述给大家。
小云是成都东郊红旗机器厂的一名女工，面容姣好亭亭玉立。她的父母是知青，回城以后也在该厂工作，父亲还是中共党员，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文革期间作为造反派多次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象这样的工人家庭在成都的生活也算过得舒服惬意。可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口号下，工厂走上了改制的道路，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变成了厂长王荣贵的私人企业。小云的父亲也在那场变革中下岗了，由于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又身患多年职业病无钱医治，他为了不连累家人，在医院上吊自杀了。小云后来也下岗了，她不服找到厂长理论，王荣贵非但恶语相加还要霸占小云，小云在反抗中用烟灰缸砸破了他的头，王荣贵找来警察把小云带走了，法院以扰乱生产秩序罪和故意伤害罪判处小云有期徒刑。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出狱以后的小云四处找工作，单纯的她在劳务市场被几个人贩子骗到彭山县一家卡拉OK厅当小姐，先遭毒打，后被强暴逼迫卖淫。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姐妹所遭受的境遇。
小丽是川棉厂的一名纺织女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下岗，时年34岁，她的丈夫患有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下岗后丈夫的医药费和家庭的生活费都没有了着落，一家三口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小丽违心做了三陪女，赚钱给丈夫治病，由于总是在晚上去上班，丈夫从开始疑心到最后发现真相。得知小丽真实的经济来源后全家人抱头痛哭，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他们逼入了绝境，一家三口决定服毒自杀，等到遗体被人发现时已经变臭。改开以来此类人间惨剧不胜枚举。成都市的下岗工人一部分被迫进入血汗工厂遭受压榨；一部分当了小商小贩勉强维持生计；岁数大一些的人很多已经离开人世；还有些姐妹迫于压力象小丽一样成为官方所称谓的性工作者，成为官僚和资产者任意玩弄泄欲的对象。不仅如此，下岗工人家庭的离婚率也是相当高的，经济基础的崩溃使许多工人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有些人出于对社会的绝望与仇视铤而走险，利用自己拥有的技术制造枪支贩卖，甚至加入黑社会……
我在工厂上班时有一个师兄，下岗后去开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其实就是现代的骆驼祥子。他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人了，而且身体健康状况并不好，但是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强撑着开十几个小时的车，他自己都说活不了多少年了。每每想到他的这句话我都会黯然神伤，天下穷苦人是一家，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现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黑暗到但凡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无法忍受的程度。我曾经看过一份官方发布的统计资料，讲到中国从1978年至2012年，由于生存压力日益增大，患有精神疾病和过劳猝死的人数增加了几十倍。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他们都愿意去考政府公务员，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最稳定，可是以前国营企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超过了政府工作人员，这本身不就说明了公有制的吸引力么？又有谁不想追求稳定的工作与生活呢？我的政治理论水平不高，但是我通过自己以及无数工人阶级兄弟姐妹真实的悲惨境遇，深刻地感受到毛主席和马列毛主义的伟大与正确，恨透了这个丑恶的人吃人的社会，认识到中国必须要改变，而改造中国的力量就在于无产阶级，我要努力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