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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十大罪状（一）
时间:2014-04-07 10:28来源:来稿 作者:戚威 点击: 1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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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如何正确评价邓小平，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目前，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还认识不清，这是由于邓小平篡权后掀起的右倾翻案风，彻底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平反，他们又鼓动起先富起来的群体，如知识精英作家、歌星、体育明星、部分自由职业者，他们根据自己思想解放的感受，写出了大量的歌曲、戏剧、电影、电视剧、小说、诗词，这些所谓的文艺创作，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如粉刺、挖苦毛泽东时代，揭露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暗”，歌颂邓小平时代的自由、开放、发展，共产党修正主义者及其政府鼓励剝削、鼓励自由雇工、大奖、特奖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和各种明星，代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思想的作品大量涌现，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放了一把火，《在希望的田野上.》，进入了“中兴”、“富强”、“强国”时代等等，在上层建筑领域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氛围，在各基层组织又组织退休职工，跳舞唱歌，到处歌颂改革开发的新时代，这样把大多数民众忽悠到全国一片歌颂改革开放之中。修正主义者、走资派，早已偷偷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型殖民地，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又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成为被压迫、被剝削的群体。许多人就是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种欺骗宣传、蛊惑下，糊里糊涂地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还自以为得意，每天在为走资派歌功颂德，这真是糊涂到家了。但是广大工人阶级心里是明亮的，不过他们已变成了弱势群体，走资派已剥夺了《宪法》给予广大人民的“六大自由”，失去了向走资派造反的自由。我们能容忍走资派给我们安排的这一苦不堪言的命运吗？决不能！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下边由 戚威 等同志撰写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十大罪状》供广大人民研究、讨论，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编者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十大罪状目录 1、剥掉窃国大盗、乱世奸雄邓小平的画皮 2、他是中国修正主义者总头目、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 3、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卖国贼 4、他是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军阀、大党阀，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5、他以党的名义在我国强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6、他又把中国推向了新型的殖民地（一）、（二）、（三）、（四） 7、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蒋介石 8、他是表面耿直、内心奸诈、阴险毒辣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9、他提出初级阶段理论、补资本主义的课论、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更是反动的 10、他们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总头目 、刽子手 一，剥掉窃国大盗、乱世奸雄邓小平画皮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历程，亲身感受到那个所谓“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将我们党、我们军队和全国人民设计进资本主义的圈套之中，在既得利益阶级对其歌功颂德的时候，一些被设计进圈套而正在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压榨之苦的善良人，至今还在迷茫、自得其乐。彻底剥掉邓小平的画皮，是一切正义善良的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不仅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同我们每一个人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死攸关。 （一），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编者对原文有所删节） 1、他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立场，重庆刚解放时，时任市长的邓小平置党中央和我军总部有关“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命令于不顾，将自己老家正在受到审查、清算、和镇压的亲属、亲戚（全是被当时革命政府定性为地主分子）接到重庆军政府大院保护起来，后又将这些地主分子送到“西南革命大学”镀金，半年毕业后，均被作为“革命干部”派到贵州工作。邓还亲自授意其三弟邓蜀屏将名字改成徐初，徐初夫妇混入土改工作团并任工作组长。徐初先后任人民政府镇长、科长、局长、副市长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一惯搞资本主义复辟和真实身份暴露，遭革命群众批斗，畏罪自杀。徐初的老婆谢全碧在邓庇护下也先后任副区长、副科长等。邓小平当时保护的地主分子还有：夏伯根，邓的后妈；邓先烈，邓的大姐。唐惠民，邓的姐夫。其三弟邓蜀屏解放前曾先后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联保主任、乡长、区长、县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经征处主任等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贫下中农愤慨地说：“解放初，如果邓蜀平不跑，协兴场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人民政府不枪毙他，（老百姓）打也会打死他”。 2，邓的大儿子因“反党集团案”，于1968年被关押审查，他想翻窗顺水管爬下来逃跑，惊慌失措从8米高摔下，脊椎骨严重摔伤，自腰部以下瘫痪。毛主席逝世后，一次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他毛泽东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是光荣的。我的儿子（反对文化革命）摔伤，也是光荣的。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邓的儿子根本没有可比性，邓把天壤之别的两件事、两个人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的恶毒攻击和亵渎，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3，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子女个个高官厚緑，大财横发。其大儿子于1983年3月15日组织“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小组”，担任组长；198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任会长；1988年3月11日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任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现为政协副主席；邓的另一个儿子在1979年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到美国留学，在美国生一儿子（邓小平的孙子）加入美国籍。留学回来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邓的一女儿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他的秘书（视作其家庭成员），被派到军委，任军委委员，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其他亲属亲戚究竟还有多少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得官得利，飞黄腾达就不清楚了。 4，邓家成了中国甚至世界首富（据维基解密：邓氏家族在多个国家存款金额达1.65万亿美元）、会去帮助中国穷人共同富裕吗？ 总设计师说：“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 不愧为总设计师，他的设计主题是“咱们的孩子们先富起来后会帮助别人的”，他也预见到他的孩子们会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远在八十年代初期，总设计师的大公子朴方以为残废人谋福利的名义，建立了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赚到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且后来他所掌握和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 邓大公子跑到后台后，邓的小公子率领邓家快婿吴建常和贺平走到了前台。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八十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付总工程师，接著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其父总设计师九二年南巡后，质方一口气接管了上海市四方房地产公司和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同北京首钢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亿八千万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 很快又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首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四方公司现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由六十三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囤积大量廉价土地。 总设计师不仅培养出了两名“得意商场”的儿子，还慧眼识英雄挑了两名本事通天的大倒爷。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婿吴建常绝对称得上是商场无敌手。他多年来把持着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著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四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还在香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如金辉集团、东方金源、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 邓家爱女邓榕（又名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也找了一位不甘落後的丈夫贺平。贺平本身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也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早在八四年隶属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科技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它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就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美国法院判刑坐监。 保利科技公司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保利集团已于几年前就在香港上市。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 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我们这些生活在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百姓无法想象和理解。前一段时间，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二十个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准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总设计师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湾般腾飞。然而中国的腐败和贪官污吏却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某国际经济组织在其年度报告时已经将中国的官场腐败排在亚洲第一位，首次超过菲律宾。这真是我中华民族莫大的荣誉！ 我们希望全体中国人早日富强起来。但像总设计师的家人们这样的富法完全是依靠其父的职权和政策，依靠贪污受贿暴富起来的，据说光质方多年前就积累了150亿美元的财富，把我们国家当时的外汇财富掏走了近四分之一。质方还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贿二千万美元和在澳门玩赌博玩出一个天大的窟窿的故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多年前，陈希同案子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谈到此事，因为此事涉及到邓质方，邓的老婆曾哭哭啼啼找到纪委书记，求情不要处置邓朴方，事后也未见到处置邓朴方），其实周北方只是总设计师家族的替罪羊而已。 现在邓家成了中国最富裕家庭之一。会像总设计师说的那样帮助穷人们共同富裕吗？我过去不曾听说过，现在也没有听说过，将来可能也不会听说过…… （ 二）文过饰非诿过于毛主席 1，彭德怀被整的真相：1953年，高岗为反对刘少奇，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和邓小平，对高岗的主张，彭德怀和饶漱石表示赞成和拥护，林彪不置可否，邓小平向刘少奇告发，刘邓从此关系日益密切。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自1952年后就已退居二线，国政党政开始由刘少奇主持。在毛主席休假未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954年2月6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上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从此开了先例：反对刘少奇即是反党。也为邓小平日后主抓反右开了先例：反对某个党员个人即是反党。邓小平由于告发彭德怀深得刘少奇赏识，于1954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进入政治局。1956年开始，毛主席退居二线，9月，邓小平当上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刘邓全面主政。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所谓反党集团，其实就是反对刘少奇罢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在庐山会议上，除了彭德怀，挨整的还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而周小舟几人的挨整，则是其在同杨尚昆等私下交心时说的话，被杨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逝世后，杨尚昆一次在谈到平反问题时说，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的行为辩解说“是违心的”，邓小平和杨尚昆是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始作俑者，说自己是“违心的”岂不是欲盖弥彰？反对“彭、黄、张、周”的“功劳”实在是非邓小平和杨尚昆二人莫属。 2，1956年5月，毛主席根据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全国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欢迎社会各界对我党和人民政府建言献策，目的是在全国造成一种心情舒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局面，使各党各派各阶层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大干社会主义。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不大赞成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反击右派开始时，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这就意味着他拥有什么是右派？在什么范围反右？怎样反右？抓多少右派？如何处置右派的决定权。毛主席当时估计全国的右派最多5000人左右，可反右运动结束时，邓小平竟在全国搞出来55万个右派，是毛主席预计的100多倍。邓小平每每提起“极左”总是咬牙切齿，殊不知，他才是搞“极左思潮”和“形左实右”的罪魁祸首。 3,1958年11月6日下午，邓小平窜至贵州省，召集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书记开会，发布“五风”动员令。（指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他指责绥阳县每亩产蔴180斤，连连摇头大叫说：“太少了，应该是1800斤”。这个县当年人均产值147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200元，邓大为不满，训斥说：“你们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达到300元，第二步到500元”。毛主席根据山区特点提出“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方针，邓大不以为然，自行主张并宣扬“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500万亩地砍掉400万亩，每亩（产量）达4000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由此，浮夸风被邓作为先进经验，先在遵义地区，后在全国各个角落越刮越猛。 按：从这几件事实可以看出，打击迫害彭德怀，反右无限扩大化和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始作俑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本人，据已知材料，刘不仅派其原秘书、后担任农委副主任到河北省蹲点，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先后几次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发表了许多浮夸、共产风、大办食堂、托儿所以及进入共产主义的五条规定，邓小平则利用其掌握舆论大权，在《人民日报》上大吹大擂，说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4万多斤，小孩坐到水稻上的照片，在全国刮起了一时难以纠正的共产风等五凤，直接破坏了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跃进运动，虽然毛主席接连召开三次中共中央全会，亲自领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划清了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但许多人仍然不听，继续执行刘邓的那一套，致使全国经济到了奔溃的边缘，出现了罕见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邓作为接班人，他们为了表示自已的积极性、衷心拥护中央的决定，往往以形左实右的面貌出现，大搞投机取巧，捞取荣誉。但是他们从来不负责任，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到头来，他们却把这些污水泼向毛泽东，目的旨在贬低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生前虽对邓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番五次进行严厉批判，但同时亦实事求是的肯定邓在治国治军方面的成绩和优点，总是尽量给他时间和空间，充分鼓励和激发他的长处，以期他在实践中将功补过，真正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否则也不会三翻五次地将他打倒后又将他扶起来，无非是期望他能够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主席爱护老同志，爱惜人才的苦心，被邓的小人之心荼毒殆尽，居然丧心病狂地将自己的罪孽诿过于毛主席。邓大概认为毛主席再也不会严厉指责他了，自己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了。 （三）贪天之功，陷害忠良 1，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我军自创建红军以来，直到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粟裕大将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将才，他能征善战，攻必克，守必固，为我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巨大功勋。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位将帅之星，临逝世也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正确评价。从中作梗的幕后黑手是邓小平。他为什么对粟裕大将如此仇恨呢？原因如下：第一，粟裕从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一直追随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赞赏器重有加。邓小平要反毛主席，自然也不会放过粟裕。第二，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粟裕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全面指挥的，邓小平当时同刘伯承还在大别山，毛主席为了充分调动刘邓部队对周围蒋军的牵制作用，以减轻淮海战场粟裕大军的压力，就委任邓为淮海战役我军的前委书记。（据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讲：淮海战役时，粟裕、刘伯承都是尽心竭力，邓却把心操在打扑克上）邓小平不自量力，把自己只是起到的牵制淮海战场外围蒋军的作用，说成是由他指挥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他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遇机会就打压粟裕大将，目的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第三，由于邓小平指挥无能，致使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役损失惨重，他如何向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交代？指挥无能的责任该由谁来负呢？于是，邓小平及其帮闲“理论精英”们灵机一动，转而将责任推给了毛主席，污蔑说毛主席的战争思想和理论已经过时，是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反击战才遭到惨重损失。粟裕大将针锋相对的反驳说：“仅仅5年前对美都没有过时（指抗美援越）；10年前对苏也没过时（指中苏珍宝岛之战）”。粟裕的这些言论犯了邓的大忌，直接点中了邓无能的要害，刚愎自用的邓小平怎能轻易饶了粟裕大将呢？所以，粟裕一再要求恢复被彭德怀等打击迫害的名誉，给以平反昭雪，却被邓小平牢牢压住。最后，粟裕大将含恨含冤逝世。 2，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党和红军实际确立领导地位的重要会议，能够参加并支持毛主席的人，是中国革命的大功臣。邓小平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1958年11月3日，邓同杨尚昆、李井泉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邓却以参加者自居，指指点点说自己当时坐在什么地方。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说在会上从来没有见过他，参加会议的共有18个人，包括当时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及五军团的政委、总政主任、总参谋长。后经纪念馆的同志向中央多方证实：邓小平根本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3，在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谈判时，邓也作为成员参加过，他一贯吹嘘自己的作用，回来向毛主席回报说“小个子斗败大个子”，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但他在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却改口说“回忆过去十年，我们都说过许多废话”，邓就是这样，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他可以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按：仅这几件事，就可看出邓小平为往自己脸上贴金，竟胆大妄为的去篡改歪曲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他为一己之私，不惜屈死、整死挡在自己前面的任何人，哪怕你是功高盖世的大将军，哪怕你是枪林弹雨中的生死弟兄。真乃蛇蝎心肠，阴险恶毒无出其右者。 （ 四），毁我长城、毁我国防 1，邓小平允许和鼓励军队经商赚钱的政策，给我军革命化造成了极大干扰，给我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削弱，他颠覆了军队时时刻刻备战不懈，一切为了打赢战争的军事思想，让军人做商人，把军事训练场当商场，把军舰、飞机等军用器械用于各种走私物品，使军官和战士一心向钱看，涣散了对敌情的关注，涣散了军心，培养了军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大长了我军的贪腐之风。 2，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政策，使军队成了不务正业的各种培训班，促使战士有了到军队不仅可以光荣镀金，并且学一门技术以便于将来到地方上顺利就业的思想，这样一来，当兵不是为打仗、害怕打仗，只愿当技术兵，不愿干其他兵种的现象很普遍。 3，1978年8、9月，我国曾两次进行了低层高超音速拦截导弹试验并取得成功，如果坚持实验研究下去，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就大功告成，我们就会比美苏等所有国家都最先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那样，我国今天的国防实力当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许我们就会居高临下的注视当今的世界局势。但是，邓小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下令中止整个“640计划”（反导计划）。于1980年3月，我国的“反卫一号”停研，不久终止了“640计划”。 4，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将大型飞机试飞成功，但邓小平硬说这是四人帮搞的，坚决予以否定，硬不承认，解散了100多人的试制队伍，气死了试制组长。至今30多年没有搞出大型飞机。 按：毛泽东时代的军队是革命大学校，军人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黄继光、张思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等英雄模范，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解放军是全国人民最可爱的人。张爱萍上将曾讲过：“（军队）热衷于经商，必定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邓小平蛊惑军心，乱我阵脚，将对帝国主义威胁最大的尖端武器研制项目砍掉，为帝国主义在尖端武器研制并成军方面走在我军前面提供了时间和空间，造成我国我军在保卫国土海疆时的巨大困难，其责莫大焉，罪莫大焉。 二，他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 他背叛了马列毛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是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的具体表现如下： 背叛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过渡时期，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又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第271-272页。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上第3卷第21页）“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同上第四卷第332页） 恩格斯说“（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一个人的。”（《同上第一卷第232页） 在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与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4页）在这个过渡时期“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同上第三卷第498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重要指示》34-35页） 但是，我们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和怎么作的。 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完全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上述理论原则，他的大量言论和行动都是和马列毛对着干的，都是反对马列毛的理论的。 他说：“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5页）毛泽东“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来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请’了。…..1965年讨论‘四请’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同上第259-260页），“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同上第90-91页） 他假借批判林彪、‘四人帮’，污蔑毛主席说“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经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同上第154页），邓把毛主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污蔑为封建法西斯专政，加以彻底否定。实际上否定的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破除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同上第151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同上第169页)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同上第168页） 邓小平完全颠倒了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否定了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生命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搞乱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弄得全国一切向钱看，金钱就是一切、金钱就是生命，唯钱是图，成为人们行动的纲领、目标和动力。 在邓“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确的。”“农业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的号召和鼓舞下，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争富、创富高潮，达万元户者，骑马戴花游街跨富，“万元户是当然的党员”，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数十万家各种各样的经商公司，且不少是空壳公司，邓小平的两个儿子都是大企业的老板，利用其父的权威，大批倒卖批文，内销转外销等大量捞取差价，很快便富起来了，人民日报刊出其大儿子办的康华公司偷税漏税六千余万元；赵紫阳的5个儿子，个个都是大资本家；薄一波的两个儿子也成了大资本家，等等，经过30多年实践，不仅地主、资产阶级大量涌现，还形成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群体， 邓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经有290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 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同上第207-208页） 实际执行的结果，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在全国掀起了摘帽高潮，将全部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对确实改造好的敌对分子，经过人民讨论，县人大批准，摘掉帽子是应该的，但是决不能一风吹。 这样一风吹的结果，使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专政对象。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把国内外资产阶级、右派等当成朋友、主人、当成神来敬，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甚至颠倒敌我关系，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当作敌人，颠倒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实际是取消了阶级斗争，也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反过来对工农大众实行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他根本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只强调发展生产力，忽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与发展，只抓经济基础的发展，忽略抓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设及发挥其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抓经济发展、不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世界观的改造。陷入了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主义，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矛盾不能解决。这里只简单提一下，不展开具体分析讨论。总之，一句话马列毛主义是奔向共产主义的，邓小平则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一个是向前走，一个是向后退，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浅显道理，也是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信不信我们不妨看一下，外国的一些报刊是如何评论中国的。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构架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2003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今后将接纳私营企业主加入它的队伍，这一宣布是共产党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方面，它的调整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口构成成分的改变。这种变化是过去22年中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正在宣传的一个理论——被称为‘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已经认真地为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基础。”，“中国完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题为《中国富人的生存信条》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富人都住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平均售价80万美元，四周有草坪，还有24小时保安巡逻。尽管如此，这些富有人几乎总是成为被抢劫的目标，抢劫犯在情况紧急时会起杀机。社会学家用于判断一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最新标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更大。中国的一些精英开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和智慧意味着一切，平等这个古怪的观念毫无意义。”（二《大变化》第49-50页） 三，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卖国贼 曾经与邓小平关系极为亲密的薄一波晚年曾对子女们说了一段肺腑之言：“我总算看明白了，他（指邓小平——作者注）所作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为了反对毛主席的路线，邓小平不惜卖国求荣！” 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环顾世界，我们究竟有几个亲如兄弟的国家？有几个国家敢于在我国同别国发生纠纷甚至战争时，能够站出来同我们生死与共？没有，一个也没有。能够暂时站在我国一边的，纯粹是利益使然，是赤裸裸的交易，这里没有马列主义信仰的一致，没有为共产主义共同奋斗的情谊。根本原因在于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要搞资本主义，在党内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国际上对美国一味巴结讨好，也不再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今天既没有得到美国信任、又失去了第三世界朋友的“孤家寡人”的处境。 1、他是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罪魁祸首 早在1978年11月，邓小平到马来西亚访问，在同李光耀会谈时，李光耀要求中国停止支持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并“停止马共和印尼共设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邓小平当即完全答应。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这）两个错误”。1985年，马来西亚共产党副主席黄一江来中国要求对马共支援，并要求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又被邓小平拒绝。黄一江回国两年后，马来西亚共产党放下武器，接受招安。黄一江在2005年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回忆说：在邓小平指令下，“（中国的）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不但是马来西亚，原来与中共关系良好的各国共产党，也纷纷因为邓小平奉行亲美反第三世界的卖国求荣政策而被各国反动派消灭。例如，1989年，缅甸共产党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持，退出历史舞台。菲律宾共产党得不到支持，原在中国居住的该党二号领袖卡多.马不得不离开中国到荷兰。印尼共产党前主席艾地的两个女儿伊巴露丽姐妹等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也分别从我国北京、南昌等地前往当时缅甸共产党的根据地，最后又辗转到法国。而伊巴露丽姐妹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接见和照顾。由于中国拒绝支持和援助，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柬甫寨共产党等已基本消亡。 他对社会主义制度非常仇恨，到处宣传他的“社会主义失败论”。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胜利后不搞社会主义，势必搞资本主义，任何中间路线都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及其结果，已经有了结论。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搞真资本主义假社会主义，还要到外国去忽悠人家，邓小平真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走狗和帮凶！ 在他看来，任何要坚持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言论都是“废话”，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党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对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的论战都是非常荒唐的，从而全盘抹杀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区别。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废话”。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 毛主席为我党、我国所开创的国际大好局面，被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葬送了，他们借改革开放的名义，欺骗人民，对外提出“韬光养晦”、明明是我国的领土，也要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发展”的投降主义路线。如今，在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下、印度 、越南 、菲律宾 、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向我国叫板，我国自己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又不主动开发，反而让南海周围的所有大小国家一涌而上，抢占了我国许多地盘，形成已打井一千多眼的既成事实。近30年间，偌大的中国不敢理直气壮地申明：钓鱼岛、南海诸岛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这完全是邓小平的投降卖国路线造成的我国历史上非常屈辱的一页。 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更是卑躬屈膝，认贼作父。他亲自制定了妥协投降、卖国求荣的什么“韬光养晦”国策，卖台卖国、媚美媚日媚一切反动派。 2、他不坚持我国外交原则，出卖台湾利益 1978年5月17日，美国总统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方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美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关于这一点，请中方不要反驳；二是应能继续向台出售武器。同时美方同意中方的“同台断交，废除美台协防条约，从台撤军”三原则。7月两国谈判正式开始。11月2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就中美第五次会谈作指示：“抓住时机，不要错过机会”。12月4日双方第六次会谈中，我韩念龙代外长断然拒绝美方两个基本条件。12月15日邓在会见伍德科克时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如果美国将来售武台湾，希望能保证是秘密成交。”在15日双方艰苦谈判的时刻，邓突然改变反对美售台武器的立场，甚至放弃了原先双方谈妥的搁置方案，私下同意了美在中美建交后可继续售台武器。（见伍德科克回忆录《长城.六位总统和中国》）中美建交公报是邓小平同美国签订的用新形式割让台湾的新的不平等条约，比李鸿章当年同小日本签订的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还要卑劣无耻得多。李鸿章是受清政府之命，而邓小平则是在中国对美外交攻势步步逼进、节节取胜的大好形势下，瞒过所有上级和党中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擅自僭越窃权私下同美签约。邓小平在随后访问美国时竟然哀求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经他同意的，希望这件事不要公开张扬。 1978年12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一天，美国即向台湾保证：第一，仍然认为台湾有国际身份和国际人格；第二，美国没有承认中共对台主权；第三，继续保持同台外交以外的所有合作关系，仍是对台“重要承认”；第四，美台关系仍实行原有的58项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虽废除，但美将以别的方法替代，只作形式上的改变；第五，美将以新的交流方式取代原有的外交机构。卡特在中美建交28周年纪念会上宣读1979年中美建交时邓的默许，卡特说：“邓小平同意，中国不会公开反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宣言，他也明白我们将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 邓为了投靠美帝国主义，取得美帝的信任，从访问美国回来不久，便施行其在美时许下的诺言“让我来教训一下我们的小兄弟”，即调集数十万解放军，发动了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去攻打“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民，我伤亡数万人，给越南和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与经济损失。 邓小平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美国擅自签订丧权辱国、出卖台湾、同美帝国主义合伙共同欺骗中国人民的条约呢？因为当时国内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即将尘埃落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结束，维稳是他的第一要务。在国内他的右派政变基本告成，他需要国际上给他一个和平环境，以争取时间巩固权力。而国际上他最害怕的是美国，要换取美国对他权利的认可和支持，不出卖台湾是做不成这笔交易的。他需要以建交向党内外和国内外炫耀能力和实力，震慑反对派势力。我们亲眼目睹了我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欲罢不忍、欲强不能的尴尬，美国屡屡售台武器和中国的屡屡抗议，更像是演给中国人民看的双簧滑稽戏。 3、他屈从与投靠美帝国主义，推行一条丧权辱国的外交路线 另外，他所一再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在是典型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首先，“搁置争议”就是回避矛盾，害怕矛盾。原本是我们的领土、领海，外国野蛮侵占，我们理应坚决全部收回，如果侵略者不识时务，我国就要理直气壮地将其赶出或消灭之，这里丝毫不存在什么“搁置争议”的余地。自己的领海、领土，别人占了，不去力争，反而央求人家不要争议，就像干缺德事的是自己，这是不折不扣的混蛋逻辑。你不坚持自己的主权，别人侵占久了，国际社会看你畏畏缩缩，自然认为你没有底气，也就承认是别人的了。其次，“共同开发”更是卖国行径。自己的东西，强盗夺了去，反而要同强盗分享，这同满清政府割地赔款以安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呢？恐怕连满清政府也不如，满清是在同帝国主义抗争失败后才签订的城下制约，我们现在连兵马都没动，就要将领海、领土拱手送人，这不是汉奸卖国贼是什么？由于邓小平的投降主义、卖国主张，让小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蚕食、侵占了我国不少岛屿、礁石和领海，而且振振有词的反诬我们侵略了他们。这些国家天天在明目张胆的开采那些被占岛礁和海底下的石油、矿藏，就像天天在暴饮我们的血、饕餮我们的肉。而我们在忍受着，观看着、迷茫着、无助着。 他的投降卖国主义，流毒至今还在。小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和核泄漏，我们赶紧送钱送物，频频送去飞吻，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转脸人家就到我们的钓鱼岛宣示主权，还公然插手我南海争端；菲律宾占我岛屿，还扬言如果我们要收回岛屿，他们就要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就像寓言中见了狐狸及牠后面的老虎那样害怕美帝国主义，连忙邀请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来访问，送他500亿元厚礼，结果它不仅不领情，回国就邀请小日本到我们的被占岛屿搞共同开发，还做东邀请南海周边国家到菲律宾商量如何瓜分我国的领海和岛礁；越南是一只被我国喂肥了的野心狼，不仅占我岛屿最多而且要拉美俄共同对抗我国。这都是在他们当时侵占我岛礁、领海时，邓小平的投降卖国主义使然。今天，我们要收回那些被侵占的岛礁领海，要比当初多流多少血、多费多少时间、多花多少钱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军民，对于胆敢侵犯的任何敌人，在同他理论不通时，总是果断亮剑，把他打疼了，他就自己回到谈判桌了。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中苏珍宝岛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等，都是令侵略者终生不会忘记的教训。在毛泽东的中国面前，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时，做一个中国人自豪、骄傲、自尊自强。 改革开放后美帝国主义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撞沉我海南空军飞机，美帝国主义的电子侦察机强行降落到海南某机场，我国不敢理直气壮地和美帝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屈从美帝要求将其入侵海南的电子侦察机送还给美国，他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面前，是一个没有脊梁骨的十足的矮子。他使我们感觉做一个中国人憋屈、窝囊、没有自尊。这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才会有的感觉。 他绑架我们的党和国家，设计将我们国家骗进资本主义的泥潭，他死了，他的倒行逆施的路线、方针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还在继续吃着他给我们留下的苦果，他的所谓理论还在毒害着我们的心灵。GDP在涨，物价在涨，医药费在涨，学费在涨，一栋栋大楼在往上涨，劳动人民的收入却在往下降，人民的愤怒情绪岂能用“怨声载道”来解释。党有今日，国有今日，人民有今日，万恶之源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是窃国大盗，他是乱世奸雄，它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世代代受人唾骂。 四，他是“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军阀、大党阀，”“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初级阶段理论（以下称初论）的炮制者，只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句，不讲与掩盖后一句：“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如果只从第一句看，苏联和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搞早了，犯了左的错误，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但从第二句来看，上述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因素都正在形成之中，可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很快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按两步走的策略完成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修正主义者历来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断章取义、任意篡改，合我者用、不合我者割舍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对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去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在封建专制国家，分两步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从怀疑到否定这些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性，进而污蔑和诽谤这些国家的革命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是不够月的“早产儿”，是“左”的产物“是一场灾难”等等，若不采取措施就会受到像“苏、东”巨变那样的“历史惩罚”。 修正主义的特点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打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一句话，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用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欺骗广大人民群众。 苏联、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 一是、有马列毛主义上述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一经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就会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从而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主宰世界的领导阶级。 二是、这些国家虽然经济落后，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了相应数量的工人阶级，中国在1949年底，我国产业工人约在2000万人以上。这便是马克思讲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这两条正好是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两种强大力量，正如马克思讲的那样：“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 三是、都建立了用马列毛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批判并战胜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破坏。 四是、经济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相对老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薄弱，俄国经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才上台执政，到十月就被无产阶级推翻了；中国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经历了军阀混战，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阀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广大工人、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毛主席正是抓住了帝、封、官与工人、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1856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就是“农民革命战争”，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先占领农村和城镇，后夺取大城市，经过22年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又经过7年时间的准备，于1956年底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 五是、在资本主义各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它们到处挑起战争，侵略、掠夺、屠杀殖民地人民，并扶植殖民地的傀儡政权，残酷地剥削、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国内外阶级敌人强加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极其残酷的反动统治，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 六是、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十月革命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大批沙俄军队调出国外作战，国内防卫相对薄弱，贫困、饥饿、失败促成广大士兵反对战争，又成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支持力量；中国、朝鲜、越南、波兰、南斯拉夫等国是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中，民族解放战争锻炼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教育提高了广大人民革命的自觉性，在客观上促成了革命的胜利。 七是、人民积极生产、参战、支前，支援了人民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给抗战军民送去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进而装备了人民武装力量，解决了军备和物资不足的问题。 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中、朝、越、古、蒙等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中都受到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以上八条便是经济落后国家能先于经济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因素，也是马克思说的“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上述八条就是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实践证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不仅如此，而且是在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具体指导下才取得胜利的，同时并没有超越历史阶段。恩格斯说：“历史总是跳跃式发展的，没有直路可走”。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回顾一下世界近代革命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北美洲、南美洲与南非等国，都没有经过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而是在原始社会的后期便沦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经过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资本主义的因素有了一定的发展，经过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全国最大的城市——费城仅两万多人，可见它没有大工业，南方还是奴隶制，但在打败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后，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200多年发展，后来居上，成为20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帝国主义强国。南美洲各国在美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也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的高潮，先后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若按邓小平、赵紫阳的逻辑，华盛顿就犯了最左的错误，它应退到奴隶制社会，而后再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前进，这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似乎这样才符合他们所谓的“历史规律”，不至于受到“历史的惩罚”，按照这个逻辑，1860年美国南方奴隶主的分裂叛乱不就成了革命行动了吗？但历史的结论并非如此，南方奴隶主的分裂是作为叛乱、反革命复辟而被北方以林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彻底粉碎而载入史册的；俄罗斯是在农业人口占五分之四的封建专制帝国主义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到1933年就实现了工业化，到1937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强国，仅次于美国。这充分证明恩格斯讲的“历史往往是跳跃式发展的，曲折地前进的”话是正确的，同时证明马克思说的“果如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都是相对的、不同的，已知的上述那些国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他们大体上跨越了奴隶制、封建制两个阶段；而埃及、中国、印度等四大文明古国，所处的奴隶制社会则较短，封建王朝制社会则很长，都在三千年以上：而欧洲的英、法、西、葡等国所处的奴隶制社会则较长，封建社会则很短，都只有二百余年，奴隶主的野蛮性还残存着，随着地理的新发现，他们都走上了侵略、掠夺南北美洲、亚洲、非洲的道路，这些国家先后变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于是先进的四大文明古国和落后的其它各国都成了西方列强宰杀、掠夺的对象；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迅速改变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一切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先后掀起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后，又影响、带动了中国、朝鲜、越南、蒙古、东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这些国家的革命又带动了整个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就是17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中期各国革命斗争的大概状况。在这段精彩的历史画卷中，先进的文明古国变成了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马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启发下，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唯物辩证法，总是后来居上，原来先进的变成落后的，落后的成为先进的，历史就是这样参差不齐的发展着。 那些“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党阀、大军阀”不懂历史，不按马列毛主义办事，只知道玩弄阴谋、抢班夺权，镇压反对过自己的革命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和戴维斯、达赖有什么区别，他们就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戴维斯、达赖，如果戴维斯分裂叛变成功，美国就会倒退几百年，叶利钦、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将苏联、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复辟为资本主义，也同样会倒退上百年，他们难道不是历史上的复辟狂和现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魁祸首吗？这些人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奇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阶级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7页） 五，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假冒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强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1、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占有方式，从而消灭现存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的指导下 在毛泽东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帅领全国工农大众，经过22年人民革命战争，牺牲了两千多万革命烈士，取得了伟大而彻底的胜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了社会的主人，经过20多年的建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建成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时生活水平虽不高，但是广大人民过着“夜不闭户，路无拾遗”，心情舒畅，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幸福生活。 但是，邓小平篡权上台后，他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防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他就是要否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建起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他首先废除了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他说：“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在“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将对农业改革的经验搬到城市工商业和其它行业，实行个人承包制，包赢不包亏，逐步把国有企业搞垮，送给或贱卖给私人，承包者个个富起来了，原来的企业的厂长、书记、能人大多数成了资本家；更有胜者，当权派利用手中的权、信息、资源，指使家属、子女，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差价、批文倒买倒卖奇缺商品，赚取超额利润，个个成了官僚资本家。他们巧取豪夺的结果，改公有制为私有制。 “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他不仅在经济上实行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还要在政治上也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声言“到下一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江泽民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执行中变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就是从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只有经过市场的交换作用才能完成；劳动人民也离不开市场，在市场交换中，自己劳动所得，又被资产阶级一层一层地剥削光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了，正如赵紫阳说的那样“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是先从“分田到户”开始的，在安徽省小岗村这个假“典型”的引导下，经过三年多的强行推广，全国基本上实行了土地私有化，经过秀才们的润笔，美其名曰“双层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土地承包责任制”，经美国经济学家产权理论家张五常论证：农业中最大的土地产权实行了私有制。现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产承包责任制，将又有一大批林业转为私人所有。 2、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造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从改革开放起，就推行市场经济，先从“农贸市场”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才公开说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到实现市场经济上”，又制定了许多配套改革措施，这便为我国改革定了型，经过十几年的演变形成了目前的局面。我国市场经济前面虽加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不管叫什么名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供求规律都在起着决定作用，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规律左右着人们，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了“看得见的手”。它促成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都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近期一些出国访问的大员，竞相征得被访问国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事实，便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路货色 。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奋斗，私欲极度膨胀，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成为公害，反过来吞咬着一切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市场经济好比是“水”，资产阶级好比是“鱼”，如鱼得水，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游弋，从中获得超额利润，攫取剩余价值，迅速成长为今天的十亿、百亿、千亿富翁，它们（包括外资企业）成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座上宾、钱袋子，也是许多腐败分子的成长因素和依托；反过来腐败分子利用自己谋取到的权力，千方百计为私有企业开道、护航、服务，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支柱。二者就是这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私营（外资）企业主利用手中的钱，收买贪官手中的权，为其谋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近年来，私有企业正向广大农村征用、储备大量廉价土地，兴办新兴产业，在城市兴建高楼大厦，抢占商机和黄金地段，驱赶农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农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败分子支持下，剥夺农民和市民。目前，这种气候、形势已经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为所欲为的天下，广大工人、市民、农民深受其害。工人、农民工成为市场上劳动力的出卖者、商品，资本、生产资料拥有者成了工人、农民工的主人，成了压迫者、剥削者，工人、农民工和农民成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资产阶级拥有压迫、剥削工人、农民工的自由，广大工人、农民失去了不受压迫、剥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出卖者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压低工资、福利待遇的条件。“你不干，别人干，有的是人”，工人之间的竞争，成了资产阶级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不断地为资本榨取创造着条件。 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天堂、乐园，劳动人民的地狱、苦难，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必然要进行欺骗，“不诚信的代价，每年损失5855亿元”（《文摘报》2004年4月1日），这便是推行市场经济的恶果。 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便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 3、培植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昭示下，又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了一切便利、优惠条件，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许多有权势人的妻子、儿女、亲友都是企业的直接领导者或暗中操纵者）带领下，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已迅速崛起，“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比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私营企业主16万人增长26.8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万人的18.8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比1956年前的24亿元增长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大变化》第三页），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现在却不敢承认存在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 “许多国有资产正是通过‘内部人’和关系网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权力参与分配的直接后果是少数执掌权力和接近权力中心的人，通过按权分配‘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内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224页） “改革开放后，总的来说，在我国的西化学者和走资派的合作下，中国经济改革是按照美国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计，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7%，2007年为69%，现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已和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状况差不多了。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企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10%左右了。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10和203页） 这些新生资产阶级，每天在谋划着如何能赚更多的钱？如何偷漏国税？如何用金钱和美女以及更巧妙、更“保险”的办法收买当权者，为自己的意图服务？如何让工人多做工作，少得报酬、减少福利待遇？如何占有更漂亮的女人？他们过着妻（妾）、情人遍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梦幻般的生活，哪管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死活。 资产阶级除了千方百计多赚钱这一根本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漏税；二是收买权力，为己服务。 偷漏国税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本性特征之一，几乎所有的私营、外资、个体企业，最本能的常识都要对各种税收进行明争暗抗，“《新华文摘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分析，统计在过去十年私营企业主应缴税3058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缴388亿元，欠缴2670亿元。”（《新华文摘报》2001年第16期第16页） 二是用金钱美女、吃喝玩乐，收买腐蚀各级、各部门的党政要员，他们的手段是先吃喝玩乐，待其上钩后，金银财宝、本币、外币一齐上，直到这些大员完全听指挥、成为其代言人为止，这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收买议员、部长、总统以及有关系统权力为其服务的手段如出一辙。 4、上层建筑的变化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规律；同样，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承认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如“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林彪一类骗子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反之，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原理就一定会搞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道理，这又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的基本规律。 第一，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村的封建文化完全复兴，封建迷信在农村已经泛滥成灾，旧社会所有的神鬼庙寺，全部修饰一新，还加上了现代化的建筑技术，信男信女成群结队，烧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发财致富，到处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现了有钱盖新庙、无钱办学校的怪现象。除了敬神，就是恢复茔地，有些有钱有势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万元，建造豪华坟墓。再就是过年贴对联，内容庸俗，都是如何发财、聚宝吉庆祥和、心想事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人们的思想境界已恢复到国民党时代的水平。唯心论、宿命论、轮回学说又成了多数众生的信条，许多共产党员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第二，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作用，迫使每一个人去为自己奋斗，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自己“富起来”，运用非法的与“合法”的各种手段参与竞争，甚至掠夺。人们的私欲极度膨胀，从追逐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向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见利忘义、非法牟利猛进，追逐金钱、美女、升官发财已成为许多人的世界观。目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成为一切违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挡的威力改造着每个人，中国青年一代在呼吸着商品经济的空气长大。”这些思想意识是新老私有制经济基础和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产物，它对人们的世界观起着极大的塑造作用，这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各个领域都在与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抗着、斗争着。人人为己，全国又成了一片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状况。 第三，道德危机。资产阶级的性自由、性解放，台风似的横扫祖国大地，商业活动中的“公关”、“三陪小姐”、“坐台小姐”、“吃喝嫖赌”、“卖淫嫖娼”到处可见；家庭婚姻方面的“试婚”、“第三者”、“小秘”、“形式夫妻”、“一夫多妻”等违犯婚姻法的行为也较普遍。人们把眼前的物质利益（钱、权、色）当作人生的奋斗目标，失去了长远理想的追求，必然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社会主义的公德也荡然无存，于是形成了道德危机，主要表现在“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各种非道德主义泛滥、社会道德失去控制、道德教育扭曲变型等五个方面。” 第四，对文化的危害。市场经济产生了商品市场文化，它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规模地占领了文化空间。供市场消费并为市场服务的文化，多为一次性的，它以新奇、刺激、欲望为特征，广告、戏曲、剧本、广播、音像制品，连同作者、歌星、体坛明星、模特等均以商品身份进入文化市场，大专学校成了培养演员、艺术家等上述各种星级、非星级特种商品的基地，成为生产上述特殊商品的“工厂”，大批传播庸俗、低下内容的小报、杂志、书刊涌入市场，它们吞咬着每一位健康人的心灵，污染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许多传统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书刊、影片等作品销售不畅，但那些刺激性强、古怪离奇、低级下流的作品却畅通无阻，一些黄色书刊、音像、出版物屡禁不止，国产的影片观众稀少，而台、港、新、韩特别是美国大片多是满座、收视率较高。究其原因，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二是有市场，这些低级、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文化产品，有较广泛的市场，有大钱可赚，成为“70、80、90”后出生的几代青年许多人的主要精神食粮。虽然近几年出版了一些较好的作品、有传统教育意义的影视片，这是好的。但是，对错误、没落的文化缺乏批判，对好的作品也缺乏宣传引导，仍使许多年轻一代难以辨别是非，分不清什么是香花、毒草，仍有喜欢低俗的、不喜欢高尚的文化的倾向。 六，他又把中国推向了新型殖民地 什么是新帝国主义？什么是新型的殖民地？这些概念要弄清楚。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新型殖民地的深渊，如何才能避免重走这条装饰一新的老路？这是现实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必须一一研究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 （一）新型帝国主义和新型殖民地的由来 在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逼出来的各种福利包袱越来越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便应运而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先后上台执政，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在苏联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垮塌后，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经济一体化之风吹遍全球，这就是新帝国主义，它的掠夺目标仍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于是这些国家又变成了新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过去是夾着尾巴逃跑了，现在是夹着皮包回来了。”老帝国主义者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手拿着资金、先进科技的橄榄枝，另一手是北约这只铁拳。它们满面笑容，暗藏杀机，以强大的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杀手，各种专家、科学家的名义，随着其资金、技术进入发展中国家，谁乖乖听话的、搞改革开放的，就支持你，若不按它的意志办的，就来个“颜色”革命、武装叛乱（如乌克兰、格鲁吉亚那样），仍解决不了问题，就找个借口予以公开的军事打击，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那样。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仍是控制、剥夺、继续吮吸人民的鲜血，惟一变的是形式和方法，过去是武装侵占开路，各套统治机构跟进；现在是各种跨国公司，用谈判、签约套住你的手足，各种专家杀手跟进，必要时再动用武力，把被援助国变为名义上独立的新殖民地，这便是新型帝国主义和新型殖民地的由来。 新自由主义时期是资本帝国主义发展最顺利、最迅猛的时期，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那样“资本是死的劳动，它像只吸血鬼，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才能有生命；所吸收的血愈多，其生命也愈活跃。”新殖民主义者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打着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旗号，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自由进出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只需派几个专家、学者到发展中国家宣传它们的各种优势，游说开发某种经济建设项目给其带来的好处。正如珀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说的那样：“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骗到无尽债务中，使他们不得不对美国人‘效忠’，我们可以随意利诱他们来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求。”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经济，大搞经济建设。正缺乏资金和技术，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大量的资本便流向了这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成十倍成百倍的利润流回投资国的手中，这便是资本这只吸血鬼，吮吸鲜血最多的时期，也是生命力最旺盛、最活跃的时期。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时期来看，斯密时期是任意侵略、原始资本积累、大发展时期；凯思斯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资本主义处于内外交困、奄奄一息状态；弗里德曼时期，则是在无产阶级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帮助下，搞垮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这群吸血鬼，可以自由吮吸第三世界和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鲜血，所以，这只老态癃终的吸血鬼，虽然年老多病，但经验丰富，使用许多杀人不见血的手段，谋害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被这只老吸血鬼吸去无尽的鲜血。一旦剥掉修正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伪装，撕破它们穿的连裆裤，就会露出它们原来是穿着一条裤子的四条腿的怪胎动物，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就会拔掉资本帝国主义插在自己身上的吸血管，使这只“怪物”失去鲜血和奶水的供应，它也就离死亡不远了。所以，这一时期是资本帝国主义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新殖民地人民包括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觉醒和重新革命的时期，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觉醒和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新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之时。 总的来看，我国目前已处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网”中，它们利用我国对外全面开放的机会，从经济、科技、文化到军事，对我国实行包围、切割、垄断、控制或半垄断、半控制，它们将印刷无数的美元资本、高新科技、遍布到我国的机体上，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物质资源、土地及无数的优惠条件，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商品，又返销给我国人民，他们把丰厚的利润带走，把美丽的GDP留下，以极其诡秘、巧妙的手段掠夺我们的财富，2013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中国经济健康报告”披露，“2012年我国被新帝国主义掠夺走的财富已相当于GDP的60%”，2013年我国总产值为51,.9万亿元，60%即达31.14万亿元。我国主导改革的精英把这种悲哀说成是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以欺骗全国人民，我国人民在被抽取大量鲜血的情况下，仍处于朦胧的欢乐中。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都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自己打肿脸充胖子。这样说，我们不是否定一切，改革开放确也弥补了我国许多不足之处，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我们应该坚决否定的是：在改革开放中决不能丢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自主，不能丢掉市场，不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新型殖民地。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我国的险恶用心一目了然，目前已控制了大豆的进口、食用油的加工，垄断了出口和国内销售价格，摧毁了我国的大豆生产、出口基地。正在向我国的粮食进逼，看来，它们要控制我国的粮、油、肉、蛋、奶，吃、喝、穿、住、用，要卡我国人民的脖子，把我国人民的财富吸干榨尽，它们是一群汪洋大盗，中国人民是应该高度警惕、立即采取相应措施的时候了。中国在以“市场换技术”错误决策指导下，一个核心技术也没换来，倒是丢掉了许多重要市场，已经“危及我国经济的独立自主，面临附庸化的严重危险，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不可忽略的威胁。” 我们不仅重蹈了俄罗斯的覆辙，而且走得更远，大批优质国有企业和民族企业被兼并，许多市场已被外资企业占领。许多中国人还不清楚，我们吃的油、肉、加工食品；洋快餐、喝的洋酒、啤酒、饮料、甚至一些大城市的饮用水；用的汽车、数码相机、手机、摄像机、录像机、胶卷、高级装饰材料、化妆品、高档皮毛服饰、西装、鞋类等；住的洋房、别墅等等，有许多是外资企业在我国制造或进口的，他们从中赚走了丰厚的利润，掠走了我国人民的巨额财富。许多产品是中国人民自已可以制造的，但被外资企业先挤垮、后收购，中国的企业变成了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变成了外商的产品，仍在中国销售，消费者不知底细，只要合适就买，管它是哪一国的，但其中许多钱被外商赚走了，广大消费者还蒙在鼓里。我们落了个高速发展的“空壳”，表面强盛的“虚名”，“泥足巨人”绰号。 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等专家尖锐地指出：各地正在把引进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短期政绩，其主导的这类合资与引进技术没有必然关系；相反，合资后由外方控股，原有的研发队伍和技术积累将大部分被解体、流失。”（《半月谈》2005年第3期载《受制于“外”，中国企业入骨之痛》） “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 请每一个中国公民想一想，这种开放无边的政策，将会把中国引向何处？到处是外资企业，都来剥削中国人，那还不是殖民地是什么呢？ “实际上，当前我国的经济不是什么外向化，而是殖民地化。”（刘日新语）目前我们又回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 （二）兼并我国的金融企业和优质工业企业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伙同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运用经济手段，首先收购、兼并中国的金融企业、同时兼并机械制造、矿产资源、交通运输、橡胶轮胎、能源、水源、食品行业、流通枢纽、饮料、啤酒行业、房地产业、进出口贸易、汽车制造等等，凡是能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国计民生，能赚取超额利润的所有经济领域，已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它们的目的，还在进一步扩展、升级，直到把我国完全变成其新型殖民地为止。如果它们的上述战略实现了，我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将成为它们的奴隶，成为以美帝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打工仔。这是全中国人民最危险的境地，现在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们要团结起来，彻底战胜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敌人，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以美帝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做到了： 1、控制我国的金融行业．我国自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规定２００６年中国对世界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任何外资银行都可以进入中国，享受与中国银行同样待遇，向外资银行公布所有秘密，从事本国银行的所有业务．据新华社电：“首批9家外资银行已获中国银监会批准，将其在中国境内分行改制筹建为法人银行。中国银监会24日发布消息称，这9家外资银行分别是：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日本瑞惠实业银行，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花旗银行，荷兰银行．这９家外资银行法人银行的注册地均在上海市．截止２００６年９月末，首批获准改制的９家银行在中国境内分行数量占外资银行在华分行总数的３４％，总资产占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的５５％，盈利占外资银行在华盈利的５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从１２月１１日起，我国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经营人民币的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外资法人银行可以经营全部外汇和人民币业务，……。”（《大河报》Ａ２３版）根据上述比例计算，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分行已达３０６家。 入世时规定外资在中国银行持股最多不得超过１２%,但在2008年博鳌会上宣布，完全放开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的持股限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一般国家银行的国有资金只有８％左右．但是根据《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透露的情况表明，目前外资银行已在中国五大银行和各地银行的入股情况是： 中国工商银行，美国高盛银行、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元）收购工商银行约10%的股份。 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士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出资51.7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03亿元），收购该行330亿股； 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出资144.61亿元收购91.15亿股，持该行19.9%的股权； 中国建设银行，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投资39.66亿美元，购买建行14.1%的股权，上述两行已超出入世时规定的比例； 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元，购买该行10亿股； 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投资12.18亿元收购该行3.48亿股，整个银行都被美国拿走了； 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该行5.872亿股，占14%，目前被德国控股； 浦东发展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该行1.8亿股，占4.6%； 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出资1.1亿美元，收购该行2.36亿股，占4.55%； 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出资60亿美元，就控制了该行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业500强的大银行； 渤海银行及地区银行，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其19.9%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 光大银行也由渣打银行参股。 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已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股。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汇丰集团在2002年投资6亿多元，占19%成为平安保险最大股东； 新华人寿，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亿股，持股比例是最大股东。 这些外资银行一年从中国银行上市股市分走利润上万亿元。如果遇到经济危机，外资银行便可趁机兼并或控股中国银行，进而控制和操纵中国整个经济命脉。 目前，外资银行及保险公司已从大城市向各省市进军，“首创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已于2006年进驻河南，ING集团是一家荷兰金融财团旗下ING的保险公司（荷兰保险）与北京市国有独资大型投资企业首创集团组建而成，双方各持股50%的股份。首创安泰总部设在辽宁省大连市，注册5亿元人民币，在北京、沈阳、济南拥有分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在河南设分公司。另外，还有中德安联人寿保险公司和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也拟来河南设分公司。”（《大河报》2006年12月5日A31版） 另有两家外资银行已确定落户郑州。 “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超过6000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元。”（《环球财经》记者王磊专访《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 “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圆，上市四年，海外分红高达119亿美圆。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如石油涨价、手机的双向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就是在和华荣公司合作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公司的四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元资产。”（《中国改革论坛》2006年12月30日载张宏良《中国经济面临再次殖民化危险》的文章） 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数百家，2007年开始，河南省委书记徐某，多次鼓励、催促河南企业到境外上市，无非也是走中国四大国企白白把大量金钱送给外国投资者之路。 2、利用美元统治与控制我国和世界 第一，美元已成为世界货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镑在世界的垄断地位让位给美元，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换包括投资、技术转让、石油等商品交易、文化交流特别是军品贸易等，都以美元进行标价结算，这便使美元成为世界性的结算与储备货币，还是金融资产与货币交易手段，处于特殊的垄断地位。特别是1971年由于美国长期陷入越南战争，大量的军费支出，造成其黄金储备几乎耗尽，尼克松政府带头毁弃布雷顿森林协议，抛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纸币美元，进入“美元本币”时代，印刷美元的大权又操纵在美国金融寡头们控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实际是美国中央银行）的手中，印刷美元的数量由美联储根据美国和世界的需要而定。在近30年中，美元垄断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造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已远远超过实物商品交易，“全世界有价证券在国外转移的总值……1995年每天达12600亿美元。同期商品与服务相加只为有价证券的2%”，“制造货币逐渐代替制造货物。”，“美国经济每一个主要倾向的发展都有利于金融业。在1994—2000年间，金融部门的利润翻了一番，并且由于1997年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增长停滞，金融部门的利润竞占到了整个公司利润在这些年间总增长幅度的75%。1997年金融部门不包括利息就占到所有公司净利润的30%，到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8%（《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2月第25页）。“1975年时，美国货币供应量大约一万亿美元，而2005年这个数字变成10万亿美元，自2006年3月以后，不再公布美元供应量。”（《南方周末》记者陈涛报道题：“火山口上的外汇储备”2007年8月10日毛泽东旗帜网） 美国在近30年中，依靠大量发行货币，维持其国内经济相对平衡，维持其经济运转，保持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 第二、利用债务掠夺其他国家。美元印刷的越多，本国的债务就越大，一方面用大量美元进口各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但它又控制出口高技术产品，形成大量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如以反恐名义发动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形成了大量的战争费用，有人分析仅伊拉克战争将消耗2000到2500亿美元。“[美]马格多夫最近在《债务和投机的爆炸》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债务大约是国家年GDP的1.5倍，到1985年债务已变成GDP的两倍，到2005年，美国的全部债务几乎是美国GDP的3.5倍，已经与整个世界44万亿美元的GDP相差无几了。”（《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陈涛报到“美国的国债（联邦政府国债）以高达8.9436万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每天14亿的速度上升。如果把私人负债（主要是房产抵押贷款等）也计算在内的话，美国人民的总负债将大得惊人。仅仅以8.9万亿美元国债来说，以年息5%计算，仅利息支出一项，美国每年就需要支出4450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占美国GDP的3.3%。美国去年的GDP为13.26万亿美元，债务占GDP已高达67%。”，“美国贸易逆差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如果其逆差一旦消失，日本、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就会遭殃，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逆差确定了上述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补充性和为美国市场打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实际上具有依附的殖民地性质。”（《外国理论动态》2005。2第27页） 美国离奇的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高外债是如何形成和平衡的呢？第一，美元印的越多美国的债务就越大，美元的流通数量与美国债务成正比，简单说这就是美国“三高”形成的原因；第二，它依靠欠各国的外债来平衡与融资。欧洲、东亚和产油国销往美国的产品，交换成美元，成为各国的外汇储备，以防投机资本袭击本国货币，以保证本国经济安全运行，免受世界经济危机的侵害。这又加强了美元的地位。这些外国存款储存在美国经常项目帐户内，不准购买美国企业和高科技产品，只准买它的一般商品，余下大量存款只准买美国低利率（一般是4%--5%）的国债；第三，外国的债权，美国的债务，摇身一变成为对美国长期性的投资，美国又用这些钱用于对内或对外投资，或兼并外国企业或投资股市，或投资房地产，或用于战争，剥夺受援国更多的财富。这就是美元的霸权。美国又通过美元贬值，来削减外国的存款，减少美国的国债，又剥了贸易顺差国一层皮。这就是美国大量印刷美元纸币变成外国的外汇储备来平衡本国大批债务的把戏。 到2002年止“全球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65%是美元，而欧元只占15%，在外汇交易中，超过90%使用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直接交易的90%涉及美元。但是，这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帝国政治问题；不管是欧洲还是日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与帝国之间敌对状态的旧范式相反，当前美帝主义全球一体化的本质意味着，不管美元危机对欧洲与日本是好是坏，都不是一个仅限于美国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危机，将使所有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美国之外的全球储备已达到5万亿美元，由于这些储备不断地整合到全球金融市场，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这些储备的10%就能弥补美国的贸易赤字，于是美国的赤字问题看起来更容易解决。欧洲和亚洲最大的美元持有者（各自的中央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防止美元崩溃，因为美元崩溃将威胁其对美国的出口，会使它持有的美元贬值。”，“金融市场深化直接发挥着维持帝国的作用。它使美国经济吸引了全球储蓄，而如果没有金融深化，美国经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些资本常被看作美国强加给其它国家的税收。无论如何，国际资本的流入确保了美元汇率的稳定，既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消费资料（这样就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又确保了美国产业能够获得便宜的中间提入品（这样支撑着美国的竞争力、维持美国的投资水平）。……而且增加了任何经济体企图与全球经济脱离的困难。”（[美]利奥.帕尼奇，萨姆.金丁著“金融与美国”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8期第13—15页）。 美国利用美元处于世界货币的地位，通过利率调整操纵世界汇率，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操纵美元汇率使之走低，这一事实在最近的十年被美元霸权的形成所掩盖，美元霸权是由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引入的一种美国以资本帐户剩余为贸易赤字融资的体制，美国通过美联储疯狂印制美元制造全球债务泡沫，实现了通过举债形式的繁荣。”，“美国通过其利率政策，事实上是全球汇率操纵的蛇头，美联储主席是汇率操纵的男巫。”（2007、6《国外理论动态》第46页） 第三、组成金融别动队奇袭第三世界。美国金融寡头豢养的对冲基金、私摹基金等投机资金，专门在世界各地、选择一些能谋取巨额利润或搞垮竞争对手的地区、国家，千方百计打进去，投入巨资造成经济泡沫，又迅速撤资，使泡沫破裂，形成经济危机，进而兼并破产企业。这种把戏在世界范围内反复使用，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他们却乘机大发灾难之财，这就是那些黑心的金融寡头、食利者们贪得无厌的本性特征，金融奴隶主的真面目。它们的利润成十倍、百倍的增长，“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的对冲基金资产翻番，已超过1.4万亿美元，它们赌定的名义价值数以百万亿美元计。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在2006年上半年，未清偿的场外贸易（OTC）衍生品数量快速地扩大。场外交易合约是指在为其成员保障清算的交易所之外，交易对手之间直接达成的交易。2006年底，美国各类场外交易合约的数量是370万亿美元，比六个月前高24%。从2006年1月到3月，以利率、股票指数和货币合约的名义数量计算的总成交量增加1/4，达到429万亿美元，所有合约的名义价值高达800万亿美元。但是由于名义价值高达800万亿美元，1%的价值变动就将转变为8万亿美元的利润或损失，这是所有对冲基金1.4万亿美元资产价值的5.7倍，相当于2006年美国国内总产值的61%。衍生品市场一直被表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使中国货币的汇率问题形同一个小小的无害的爆竹。”([美]亨利.C.K.刘著：“美国：世界首要货币操纵国。”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7.6) 3、利用美元和汇率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劫掠 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推行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以后，美国经济转向以生产（印刷）美钞为主，生产商品为辅，它把许多科技含量低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生产，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四十分之一）、电力、水、土地、煤炭、原材料等，用它们的高科技（核心技术绝对保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商品再出口到售价高的地方销售，“去年我国出口服装177亿件，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2.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两千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每只售价约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它经济开支都包括在这3美元中。”（张宏良《中国经济面临着再次殖民化危险》转自2006年12月30日《中国改革论坛》，“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所有这一切，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20美元，但中国只能得到35美分。”（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9日文，载同年2月11日《参考消息》），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多是衣服、鞋类、打火机等小品种、大批量、低附加值、低利润的，少量是有知识产权的商品；高附加值、高利润、被外资企业垄断知识产权的商品，多由外商出口或内销，许多加工厂的利润极低，有的仅达5%，但外资企业的利润普遍较高，“2006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增长26.7%，而同期其增加值的增长率为16.9%。”（《大变化》第82页） 我国在近20年内，以极低的利润出口创汇和通过合资、出卖国有企业、股票、土地、各种矿产资源换来2.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变成了美国的特种资产，它可以随意支配，又成了它掠夺和侵略别国的资本。中国实际上又成了世界列强的“唐僧肉”，谁都想吃几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对我国施压，造舆论说中国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压人民币升值，当我就范（不敢不听指挥）被迫宣布人民币将随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升降，因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人民币自然升值。“在美国得到中国人民币升值的确切保证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放肆美元贬值（大量发行美元）的行为。……就是要借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对中国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全世界的美元对中国人民币的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疯狂的掠夺中国的财富，以此达到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摧毁中国的经济。……几乎就在人民币升值的同一时间，国际石油价格也开始了猛烈上升，直到现在。……世界石油供应量，远远超过需求量，那么，为什么油价还在不断的上涨呢，这是国际垄断资本操纵的结果，因为这是由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和放肆美元贬值所挑起的战争，使得全世界持有美元的国家（主要指富国，因为穷国的美元储备也随美元的贬值而贬损，在这场战争中同样被美国掠夺了）、公司和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掠夺中国的经济财富造成的。”这样就迫使中国付出许多外汇储备去购买美国操纵的高价石油，削减中国的外汇储备。 另一毒辣的手段是，大量的 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再兑换成人民币，投入到股市、房地产或购买商品等，造成股市、房地产、商品物价飞涨，从中谋取暴利。“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专家张明在社科院网站上发表的报告指出，在一定的经济学模型假设下，中国资本市场上热钱数额惊人，已高达1.75万亿美元，……虽然专家们普遍表示，目前对于热钱（即短期投机流动资金，多为美国私抹、对冲基金类——编者注）的所有研究均为理论估值，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大量热钱并已形成对我国金融安全的隐患。”，“如果存在这么多热钱，并突然从我国资本市场比如楼市、股市中撤出，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创。”，“日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海洋指出，日本当年就是因为热钱快速、大规模撤出，引发20年的衰退，在此之前的发展成果，随着外资撤出都流到了国外，其国民反而没有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果实。”，“张明表示，自从去年房地产市场、股市走低后，从理论上讲，热钱作为套利资产，是一定会从这些领域撤出的。”看来他们是在等2008年奥运会前后，从政治、经济上一起动手搞垮中国，先是乘奥运火炬传递和“3.14”藏独暴乱事件，在国内外掀起一个从政治上反对、孤立中国的高潮；继而从4、5月份开始迅速从股市、楼市撤出资金，使股市从5900多点迭到2500点以下（8月13日上市），房市价格也开始下降；他们把从股市掠夺的利润又投入商品市场，囤积紧缺商品，引起物价飞涨；“张明认为，一种可能是回到我国境内的商业银行中，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形成的利差，……每年也可以坐享12%的无风险收益，……另一种可能，就是热钱流向了我国沿海地区的民间借贷市场。外资通过向民营企业贷款，享受高额回报。”（记者刘琳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这两根杠杆直接操纵着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远远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所给我国带来的益处。这两天中国的最大钢铁公司——宝钢集团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签订的到2009年铁矿石的进口价格就充分的表明了这一点。宝钢集团不得不以95%的涨幅签订了进口矿石的价格合同……在中国订购他们巨额商品的同时，他们的价格也随石油的价格上涨，……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从美国赚到的包含微薄利润的美元。又以购买美国高价商品的形式还给了美国。” “中国人所创造的财富，以极低的利润，换来巨额美元。美国就把美元贬值，蒸发掉你的财富，使你的财富大大缩水。……这就是残酷的货币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摧毁中国的经济。”，“这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和硝烟的战争，但是却可以看到结果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史无前例地惨烈，几乎以中国每天损失数以千万人民币的损失为代价。”（《全世界的美元是如何实现疯狂掠夺中国的》作者hiriol来源作者：博客） 新帝国主义者利用资本、科技这个新式武器继续垄断控制、掠夺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1980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负债总额为6450亿美元。二十年来。这些国家仅向西方支付上述负债款的利息已达5.6亿美元，但是这些国家的负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到2001年3月，这些国家的负债总额竟相当于1980年的7倍。”(《当代思潮》总第73期第41页)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就是在美元的统治下，在汇率、物价杠杆的操纵下，拱手把巨额财富送给美国及其国际垄断财团的，我们的手脚被控制在它的这张无形的垄断网中，被迫成为其奴隶，任其宰割、掠夺、剥削和欺负，还有口难辨，这就是新型殖民地的重要标志之一。 4、控制了我国的日用品制造业，如汽车业，我国的轿车生产品牌，90%以上是外国品牌，2005年生产轿车276.77万辆，销售278.74万辆；客车生产176.85万辆，销售178.68万辆，绝大部分也是国外品牌或合资企业生产。2011年销售前10名为：1、凯越23.97万辆；2、朗逸22.34万辆；3、科鲁兹20.37万辆；4、捷达20.15万辆；5宝来18.78万辆；6、桑塔纳18.75万辆；7、夏利18.13万辆；8、赛欧17.90万辆；9、悦动17.83万辆；10、福克斯17.23万辆。合计195.45万辆（百度查询所得）。前10名都是外国品牌和具有外国专利，只是利用我国的土地、原材料、动力和人力，技术专利和生产线是外国的，我国受制于外国的专利技术与设备控制，大部分也销售在中国，大批利润被外国资本家拿走了。 河南省有一个大学，近几年买进新骄车一千余辆，全是外国品牌，无一辆中国生产的自有知识产权的品牌，仅从汽车一项，即可以看出我国已处于新殖民地之中的一斑；还有吃的食用油、洋快餐、喝的啤酒、饮料、用的电脑、手机、摄相机、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化妆品等等，无不是贴牌（使用外国专利技术）商品或进口原装商品，各种商场（店）的商品摆设，玲琅满目，只要有钱，想要什么有什么，有些人把这些说成是有史以来的盛世，但是，翻开品牌一看，发现有不少商品是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生产的或进口商品。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前，称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们把许多商品称为“洋货”，凡是进口的商品，前面都要加一个“洋”字。现在是全球化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地球村了”，不分你我了，那一国的商品都一样了。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还自以为荣幸之至呢？在修正主义的宣传蛊惑下，我们当代的许多人，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面前，迷失了方向，不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成分，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因素，都差不多了。这就是现代的新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三）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 1、新自由主义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大举“进攻” 邓小平不懂资本市场是买方市场，盲目、大胆、味地引进外资，他在利用外资之时，反被外资利用，使中国陷入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资本垄断网中。中一国的改革开放正值美、英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之时，于是新自由主义这条“毒蛇”，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经济理论”，乘机混入中国大门，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改革家、大冤头奉若神明，一是派出去大批学者、干部学习、取经，回来成为骨干，在他们掌控的部门和地区积极推广，在二是请进来讲学中央党校、主要的学府、论坛等多种场合讲学、作报告，使许多听者中毒很深，大开眼界、解放了思想、跟着大干起来。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千方百计弄“钱”，钱就是效益，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一时间全国工农商学兵，一齐来经商，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万元户”是当然的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许多人淡忘、抛弃，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不少人的世界观；“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的最终目标”；私有化在不声不响中已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它们改变，一句话：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已逐步实现。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这股逆流像洪水猛兽那样和个人的私利结合起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听了，成为短期内难以治癒的顽症。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党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的坚决抵制和批判、斗争，但它在走资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过广大党员和人民是不会听任新自由主义摆布的，当他们认识到这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撒向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压迫、剥削人民的罗网、广大人民成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时候，必然奋起反抗，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即将到来。 现只举一个新自由主义推销者--张五常在中国如何叫卖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真实例子。下边是吴易风教授写的《张五常热解析》摘录。 张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学，1957年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佃农理论》。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受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头目科斯、 弗里德曼的指派，于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务是就近指导中国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个经济杀手之嫌—引者注）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自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张五常把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制度变迁问题上，主要是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 张五常受影响最大的是两类经济学家，一个是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引者注）阿尔契安等，一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诺贝尔奖获得者——引者注）等。 张五常说的制度变迁有特定含议，是指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迁。张用科斯的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在马克思与科斯的一场智力决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科斯均全面胜出。科斯从逻辑推理及证实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也绝不能例外。” 张五常在《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说，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这是崇拜是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力祸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把理论写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张断言：“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张五常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基础”，其它理论是“上盖”。“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因此，他着重攻击劳动价值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他宣称：“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 张五常在一些大学作报告时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他不是我杀的，而是你们杀的，我只不过是打上钉子”。 张五常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引者注）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呢？张五常解释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他又说：“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他还说：“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我国出现“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张五常反复宣传的科斯定理、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产权私有、制度变迁等等，都不是张五常的创造，而是源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如果张五常的说法有新意的话，那就在于他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指少数成为中央改革智囊团的经济学家——引者注）......后来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这才“推动了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他说，是“现代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正在这个时候，张五常从香港来到内地（有时是陪同弗里德曼来的），主动“送来”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主动“送来”了经过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经济学。他的经济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献给他们的老师科斯的《卖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间，就发行了20版，内地的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书的大部分读者并不在香港，而在内地。只是后来，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多了，人们才越来越多地从新制度经济学原著的中译本中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少数经济学家，他们很了解张五常，他们赞同张五常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主张，张五常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他们的智慧之源。他们需要张五常，需要他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或较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据研究，他们对张五常说的劳动价值论“一无是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从未对过”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民为国有，还之民为私有”、“将某些资产干脆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以共产党推行私有制，听来有点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兴趣。 明白了这些，自然就明白“张五常热”，从而就明白了“新制度经济学热”和“新自由主义热”的深层原因。（《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张五常和新自由主义的首领弗里德曼多次来华，先后到北大、中央党校及有关部门作报告、讲学，培植了中国一批崇拜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中的重要骨干分子成为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或实践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张已体现在90年代党的重要决策中，成为推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产权关系明晰”，规定“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经济已超过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生产、销售、科研和价格，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溶入了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大循环；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都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阵容，广大工人、农民工以及农民又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者。这便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泛滥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还推动产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识形态，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恶意念，一媚、二怕。 美国情报局“十条戒令”的重点： 一是“要不断制造丑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美帝国主义采取从内部挖出去从外面打进来的老办法，在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把毛主席的医生李志绥拉去美国，在美国中情局的豢养下，背叛自己的政治灵魂，写出了毫无根据的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私生活的丑闻，企图在全世界搞臭无产阶级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遭到了许多革命者的无情批驳；“四千人大会”拉开否定污蔑毛主席序幕。这次会议其实是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紧密相联的，是长达一个月的针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大讨论。1980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此决议。近一个月的讨论，一股恶意发泄、全盘否定、抹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暗流在汹涌。 还有像茅于轼、袁腾飞、李瑞等，都极力攻击、丑化毛泽东；另一篇攻击毛泽东的文章，是由浙江大学教授叶航从境外传进中国的，这篇泊来品的所谓“真相”说：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南京大学教授奚兆永同志在《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长文“《〈毛选〉真相》乃泊来品， 叶航传谣立‘头功’”加以彻底批驳。 中国人民的敌人，首先要搞臭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使广大人民失去心中的“脊梁骨”、“精神的依托”，重新成为一片散沙，它们好各个击破。 另一手是运用电影、电视、广播电台、书刊、汉奸媒体，宣传淫秽、低级的滥交、色情、污秽的音、像制品，企图把青年和人们的思想搞乱，使他们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艰苦奋斗的优良思想作风，“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就是要把美国资产阶级一切为了金钱，一味追求享受、娱乐的思想品质传给中国人民。这就是思想意识的侵略，是和平演变。 其它还支持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和“民主人士”，时不时大造反革命舆论，企图搅乱我国的社会秩序，以称机挑起非常事端，制造“颜色革命” 目前，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基本上已在中国全部实现，这都是在内奸配合下才能完成的。 这就是活生生的新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并不是像修正主义者说的那样，“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能和美国对抗，这是国家战略格局”，“要依靠美国才能富强起来”等等，修正主义者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敌人、豺狼、杀人犯、披着人皮的禽兽当作“战略伙伴”、富起来的“财神”敬起来，视敌为友，畏敌如虎。 二是，打进来、拉出去，支持国内分裂势力如挑起“六四”事件，藏独、疆独、台独等反革命分裂叛乱活动。 2、中国许多经济学家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俘虏、汉奸、卖国贼 下面是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同志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颠覆活动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 “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撒切尔夫人、里根陆续上台，开辟了长达近3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得不更多地乞灵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类手段，不得不借助于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手段。虽然，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终结，但一旦经济形势变暖，它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他们还会大肆鼓吹和利用新自由主义蛊惑人心。 美帝对中国制定了长期战略，通过培养一批掌握实权的内奸、汉奸，准备在发动颜色革命时作内应，在发动战争时当带路党、黄协军狗腿子。人们只知鲁迅先生痛狠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却不料当今会有那么多的耳熟能详的＂著名经济学家＂喜欢当汉奸卖国贼。 下面引用两则资料以资说明。《环球时报》2011年11月19日发表了一篇社评“扳倒中国，来自美国的危险鼓吹”。文章揭露了前驻中国的美国大使洪博培，他在参选总统的辩论电视节目中竟然这样狂言：“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他们将带来变化，类似的变化将扳倒中国。”并声称这就是他洪博培竞选总统的目的。他忠诚地代表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战略，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帝的殖民地、附庸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据英国学者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其《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中披露：美国国务院通过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收买了一大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让他们成为美国的支持者，成为美国在中国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别动队。仅福特基金会在1998一2008年10年内，就花费了4亿美元在中央情报局物色到的中国精英人物身上。目的是通过他们去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福特基金会其实就是美国企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主体角色。该书披露了一大批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利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人员的名单。 拿了美国中情局的美元，能不为它办事吗？ 美国中情局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和控制，也是往领导人的班子里打入谍报人员。美国中情局通过各种基金会资助、中美合作研究课题等形式在中国培植了大批新自由主义者，其中不少人把持着研究机构和国家经济部门的权力。中情局趁中国改革开放之机，没有停止过加紧渗透中国政府机构、高校和学术机构，如中情局通过福特基金会等培植了一个叫作“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负责组织，这个论坛企图控制公共舆论 ，主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私有化方向。 当今的中国又一次遇到了新的鸦片——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大批输入中国，让大量师生、官员、知识精英很快高效地洗脑。一时间，私有化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改革就是搞私有化”、“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成为从上到下的新教条，社会主义好像不行了，要垮台了。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输入的效果。它的毒害作用难道还比不上鸦片？看来，需要来一场新的禁烟运动，要出新的林则徐。要把新自由主义的书籍、杂志、会议文集、报纸等统统烧掉，要在一些重灾区如教育部、社科院、发改委、人民银行、中央党校、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举办马克思主义学习班，让那些中毒者洗洗脑。 .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在大行其道。在一些高校，有人正在变本加厉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全盘西化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他们大搞挂羊头、卖狗肉，偷梁换柱、红皮白心的鬼把戏。一是歪曲党的经济学教学方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长期以来坚持搞中西并重的“双轨制”。近来又进一步肆无忌惮地将“双轨制”改为全部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迫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边缘化。二是教学内容彻底西化。胆敢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偷换成西方经济学，不开《资本论》课，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来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大肆吹捧反马克思主义的“诺奖得主”。三是教材全部西化。责令研究生全部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教材，并作为考试依据。四是教师队伍西化。大批引进经济学“海归派”，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教士”，占领大学讲台和经济研究机构。五是研究生考试方式西化。有的高校在研究生考生考试中，所出试题在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招魂，用西方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西方计量经济学取代马克思《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类学科考试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西化倾向愈来愈严重，西化愈来愈彻底。从经济学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加紧推行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跟着美国走”，贩卖美国货，照搬美国主流经济学模式，推销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一些主流经济学精英们，不仅充当“美国鹦鹉”学舌，而且充当旨在使中国经济私有化的科斯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掮客，大肆贩卖、强行推销。他们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买办，正在步步紧迫地加速推进打着所谓“经济学现代化”招牌的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领域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可笑的是，他们也不睁开眼睛看看，他们视为命根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危机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告失败，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复兴，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它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仍然属于生产过剩危机。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绝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张“皮”上长的“毛”而已。试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可以把目前中国经济学西化加速的现象，看作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学走向崩溃的一种“回光返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终结，已是必然趋势，命中注定的事情，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像兔子尾巴，长不了。对于这种终结的定论，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们心中明白，却仍然嘴硬，不认输。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有人公然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更有人在大会发言中高呼：“我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资本主义好！”他们在公众场合放肆地发泄对马克思主义的仇恨情绪，气焰十分嚣张，为资本主义、为行将毁灭的新自由主义招魂。 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和重建高校经济学教学体制的马克思主义主导范式的任务，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在当前，我们要注意把反对经济学殖民化与防止发生和平演变联系起来。不能就经济学谈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在这方面，苏联是一面镜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美国国务院福特基金会（中情局）资助了中国许多行政机关、研究机构、大学等单位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和高级干部，成为在中国内部为美国服务的别动队。 3、请看美国中情局诸多基金会在中国培植的汉奸窝点 下边是黎阳同志2012-3-3在毛泽东旗帜网上发表的“国务院内外的‘带路党’的文章： “佐利克实在坦白得可爱。他不仅老老实实承认：‘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能出笼全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的‘带路党’，而且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带路党’的大名和盘托了出来。佐利克的原话如下：（见佐利克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建一个现代化、和谐和富于创新的社会：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的高级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 ——‘肯定张玉台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对这一研究的发起和指导作用’ ——‘感激在联合研究项目中领导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的刘世锦副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 ’ ——‘李伟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 ’ 注意：佐利克一再使用了一词。‘指导、引导、导引、向导、带领’——说白了不就是‘带路’吗？这才能让美国人知道“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 必须“打左灯向右转”、“能做不能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借力打力、克服阻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终得以左右中国领导层——如今有了GPS，明面上、地理上的“带路”已经过时了，但深入内部的政治决策上的“带路”可没过时，而且更时髦：带领对方深入中国政权内部、手把手地教会人家如何把握中国政府内部的运作规律、如何利用中国官场种种“潜规则”压制百姓、陷害忠良、更有效地干涉中国内政等如此深入细致的“政治带路”难道不比“地理带路”更要害？——所以佐利克才会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带路党’们大加赞扬，一口一个感激。 把‘中国2030’表面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子搞的，实际并非如此——主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组的刘世锦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又是从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而‘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包养的（同时又是世界银行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说，‘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是一家子，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刘世锦跟‘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家子。实际是‘世界银行’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联合研究’。‘世界银行’与美国人是一家子，‘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也是一家子，那说来说去其实全是美国人一家在拿主意，这怎么能算‘联合研究’？外国人看见‘世界银行做说了算’，中国看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说了算’，表面上‘双赢’，骨子里当然还是洋人说了算。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决策一旦付诸实施了，就再难以推倒重来。 特别说一句：‘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好些东西只肯让外国人知道，不肯让中国人知道，在其中文网页上只字不提。只有看它的英文网页才能发现好些它不肯告诉中国人的东西。比如它和外国基金会的关系。 此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6?1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又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跟许多官方媒体和国外媒体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如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时代周刊、经济人杂志、路透社、财经时报等。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天则所就与这些媒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百度百科’关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如下介绍：‘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 ，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天则经济研究所’跟国内许多要害部门、要害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仔细看看这些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 ——海关总署 ——北京大学 ——中国证券监督管委会 ——北京大学 ——欧美著名院校、研究等单位 ——国内著名院校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再看看‘天则经济研究所’自己公布的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见附录） 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变成‘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变成‘中国内政’。换句话说，它是今日中国‘带路党’总司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过是它的分支，或者说，是‘美国福特基金会驻中国国务院代理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对‘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一伙的质疑总会遭到大肆围攻，遭到无比强大的反对舆论——人家是一个大团伙，分工明确，上来就打群架，还处于单打独斗势单力薄的左派当然不免占下风。比如这次围剿杜建国。但大骂杜建国的人忘了一条：杜建国的一切都来自他的研究，而许多大骂杜建国的人的“研究”却是来自外国基金会的指令。杜建国的脑袋长在他自己的脖子上，而大骂杜建国的“精英”的脑袋却长在外国屁股上。长在外国屁股上的脑袋没资格指责嘲笑长在中国人脖子上的脑袋。 如今不少中国人大骂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他的一伙都是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们的一切结论都是把中国的利益往外国送，从来没见有反过来的： ——茅于轼公开主张放弃钓鱼岛、放弃东海利益、放弃保卫领土完整； ——2008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搞了一个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报告，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 ——2011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建议分拆铁道部，铁路私有化； ——2012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的与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报告’建议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 如今‘天则经济研究所’统帅的‘带路党’能在中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能左右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能动员官方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能肆无忌惮围剿一切敢于抵抗外国干涉的力量,所以它们敢得意忘形叫嚣‘宁要……不要’、‘敢冒风险’、‘倒逼改革’、‘血路一条’、‘死路一条’……华尔街也大声喝彩：‘改革闪电战’。‘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图穷匕首现’，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不拼个你死我活决不善罢甘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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