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一大批”来形容中央纪委机关干部走出去的数量似乎并不为过。7月,中央纪委驻人社部纪检组组长换将了,先前任职的是人社系统“老人”袁彦鹏,如今接任的是中央纪委的“老人”耿文清。这无疑透露出两个信号,第一,中央纪委正在加强对派驻纪检组的领导;第二,从中央纪委机关出去的官员又多了一个。自十八大以来,老王麾下已经走出了一大批官员,有的调任其他部委,有的转任地方纪委部门,还有的成为中央纪委派驻各部委的“监督人”。
十八大以来,已有超过100名省、部及军级以上官员落马。8月18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杨是今年以来查处的第23位省部级官员。笔者梳理发现,在他之前,已有杨卫泽、马建、陆武成、斯鑫良、许爱民、景春华、栗智、仇和、徐建一、廖永远、徐钢、王天普、余远辉、肖天、乐大克、奚晓明、周本顺、张力军、赵黎平、谷春立、霍克、徐建一等22人被查。上半年,平均每月2.5名省部级官员落马,7月份开始,数量增加到了4个。下半年过去还不到两个月,已经有8名“老虎”被关进笼子里。
中央重拳“打虎”的同时,开始把反腐触角及时向其他部委、央企和基层延伸,形成了“打虎拍蝇全覆盖、腐败分子腿难迈”的政治氛围。
中纪委机关官员外放,释放两大信号——
第一个信号:中纪委将重要部门负责人纷纷派驻纪检组任职,表明了“反腐无禁区”的决心。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信访室、党风政风监督室和案件监督管理室都是核心的内设职能部门。这些部门有的负责审理委部直接检查处理和省(部)级党组织、政府(部门)报批或备案,有的负责受理检举、控告,有的负责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风建设规定等制度规定的落实,有的负责集中管理干部问题线索,是“打虎”行动的中枢机关。如今,这些核心部门的一把手被分别派驻人社部、发改委、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的纪检组长。而此前,这些部委都有官员落马,主要原因是所在部门权力过大,被查处者大多既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具体项目的审批者,权力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自然容易权力寻租,滋生腐败。水利部过去本来是“清水衙门”,国家重点扶持水利投资领域后,数千亿的水利规划投资让水利部一下子成为官员落马的“重灾区”。
第二个信号:中纪委将副部级官员“空降”地方纪委当掌门人,就是要撕破地方的“关系网”和“权力网”。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主导的“打虎”行动势大力沉,鼓舞人心。与中央如火如荼的反腐局面相比,地方在反腐上显得力度不够,公众明显感觉“不过瘾”。而中央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很多都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一把手甚至多年带病在岗。由于没能把腐败官员及时踢出群,致使有些贪官、庸官步步高升,最后把问题全部推给“上面”。为此,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头条文章吐槽:在反腐败问题上,只靠中央抓,那能抓得过来吗?
过去,很多省的纪委书记都是本省官员提拔起来的,与地方官场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问题明明已经暴露出来,出于各种关系的平衡,也就“内部消化”了;更有些带病官员,明明已经“生病”多年,还是被提拔了起来,根本没办法形成有效的监督。
中纪委直接“空降”纪委掌门人,这些人大多是反腐老将,有着丰富的“打虎”经验,派他们到地方任职,能够及时掌握动向,发现问题,有利于破除地方官场的“关系网”。
事实证明,中纪委空降的地方纪委当掌门人,少了平衡关系的困惑,扫除了办案阻力,确保了反腐工作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去年9月,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空降”山西,出任山西省纪委书记,仅仅5天之后,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即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后,又有多名厅官、县官落马;今年3月,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空降”广西,成为广西自治区纪委的掌门人,不到两个月时间,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落马;今年1月,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空降”吉林,出任吉林省纪委书记,8月1日,吉林“首虎”、副省长谷春立落马。仅仅过了一周,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王树森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空降”地方纪委书记的破网(打破“关系网”和“权力网”)威力已经初显,“管得了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了”将不再是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