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号晚上，我（编者注：“我”系某权威日报社的高级记者）下班回到水军大院的家，家人对我说，院里有人跳楼了，听说是个老头，当老大个官呢。我还以为是谣言，没有理会。一会，有几个电话打来，问我：听说马大官跳楼自杀了，你知道吗？电话还说得有鼻子有眼，马大官出事的那栋楼，离我家就相隔三栋楼。我这才将信将疑地去找机关的同事核实，结果是真的。
一个四品大员跳楼了，这是个特大新闻。现在网上对水军四品大员跳楼的原因猜测很多，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在我的眼里，马大官就是个文人，是个谦谦君子，是个邻家好大哥，至少在我们交往的这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形象。
我和马大官认识正好三十年。1984年，我当时在辽瓢岛市水军飞行学院一团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干事，团里一位军务参谋很尽责，在大街上看到有军容不整的海军军人，他都要上前纠正。我就拍了一张他在大街上纠正军容风纪的照片，加了说明寄到了人民水军报社。过几天，水军报社登出了这张照片，但说明正好说反了，说那个参谋军容不整。一看到这篇报道，我就很着急，给水军报社值班室打电话说明情况，请求他们更正。一个值班编辑很认真地听了我的情况反映，态度非常诚悬，说话特别和气，他要我不要急，他告诉我，更正是不好处理的，让我再写一篇这个参谋的稿子，水军报给发一下，以此来弥补造成的影响。这个值班编辑就是现在出事的马大官。就这样，我们认识了。那时，他是水军政治部人民水军报社的编辑。
此后，每次到帝都，我都要到黄楼五层的水军报社看看马编辑。每次，他都放下手头的工作，给我搬椅子，给我倒茶水，问寒问暖，很热情地接待我这个从基层来的新闻干事。他总是戴着一幅眼镜，稍微歪着头，脸上带着微笑，很认真地听我讲话，听我汇报新闻线索。在我讲话的时候，从不打断我的话，只是频频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讲完了，他再一条一条地给我分析，给我讲当前水军的报道重点，讲评我的每一条线索。大都没啥新闻价值，但他讲的话我就是爱听。
后来，我调到了水军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处，我们成了水军政机关的同事，我就在他的楼下办公。这样，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尽管见面的机会多了，但我们也没有任何私下的交往，还和以前一样，有事就到办公室说，说的都是工作上面的事。他那时担任水军报社政工处处长，有关水军部队政治工作的新闻稿都通过他来编发，在水军新闻界权力也不小，但他还是那个样子，那样谦和。
1994年夏，水军前沿基地快艇支队两个志愿兵在长途汽车上勇斗歹徒，身负重伤。前沿基地的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请我们水军新闻处去帮助搞报道，快艇支队的领导还专程到帝都来汇报。这样，在我的推荐下，水军把这起突发事件列为水军典型，我受命前去牵头，负责全部报道任务。我组织了一大批顶级权威媒体的记者一同前往。马处长亲自出马，作为水军报记者参加。
一路上，我要负责行政上的联系协调，还要负责业务上的采访，眼看着采访就要结束了，新闻稿子还没有写出来，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了，马处长突然来到我的房间，他面带微笑问我：小胡，稿子谁写？我说：我写呀。马问：你啥时候写？我说：现在就写。听完马编辑就笑，你一天到晚忙东忙西的，哪有时间写嘛。我请他不要走，搬把椅子请他坐下，请他坐在我旁边，看我写稿，进行指导。然后我打开四通打字机（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开采访本，开始写稿。他就象一位大哥一样，很安静地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看着打字机的小屏幕。我想了一会，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不敢见义勇为，各自管各自，而我们就是要宣传见义勇为，要勇于站出来，要敢于伸出手。我想，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当我们都伸出手，就会聚集成正义的森林，就能挡住歪风邪气。因此，我确定下通讯的主题，写出了题目《举起森林般的手臂》。当我写完题目，马发祥就惊叹了，就高兴得笑了，对我说出四个字评语：你这小子！
到晚上一点左右，我的稿子写完了，共一万五千字。写完后我让开位置，请马处长来检查指导。他坐在打字机前一字一句看，不停地赞叹，好！看完后，他对我说了四个字：水军才子！回北京后，马处长亲自编发此稿，头版头条，以两个整版全文刊出。
因为此行，因为新闻业务，我俩的关系更进一步了，彼此都很佩服。我叫他大哥，他叫我才子。
才子不敢当，在新闻业务上，马处长是我的老师。我们在一起讨论线索、讨论稿子，我俩的观点和角度都高度相似。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是一个外向的人，我们一冷一热，一温一火，很合拍，话也能说到一起去。
1996年，我离开了水军政治部，转业到了某权威日报，他也离开了人民水军报，升官了，到水军政治部任副秘书长，后来又升任秘书长。
离开水军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在大院见上一面，我们都要站在一起聊半天。有一天，记得是个夏天，晚饭后散步，我们又在他家的楼下见面了，他推辆自行车，和嫂子一起。那时他已经是正六品大校，但也住着七品官员房，我们两家相距就一栋楼。他笑嘻嘻地叫我“才子”，然后我们又开聊。这次他给我说起了一件事，他说，你嫂子马上要内退了，你嫂子一直在做编审工作，退下来后，想找份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做做，看我能不能帮帮忙。我当时正担任一家杂志社总编辑，我当场就答应：没问题，随时来上班。
很快，我又得到消息，马又升官了，到水军装备论证研究机构当一把手了，官五品了。我第一时间给他发了短信，祝贺高升。但他没有回复。此后，嫂子工作的事，他也不跟我提了。我估计他可能用不着我了。那时没有微信，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发个短信问候。
不久，他又升官，到海军试验基地任一把手，官至从四品。一般到了从四品，我们都以首长敬称，首长当然工作忙了，平时的兄弟，也会有顾不过来的时候，因此，我交往的原则就是，朋友到从四品后，就不再主动联系了，他有事找我，我都认真办，他没事找我，我也不主动找人家，因为首长忙。就这样，我和马大官的联系就很少了。
有一次，我给朋友转发好玩的、带点黄的短信，也转给了马大官，他没有回复。突然有一天在他下班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我们碰见了。他笑嘻嘻对我说：你小子给我发条短信，又没写你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发的，谁给我发黄色短信呢，结果想了半夜，最后查电话本，才查出是你小子发的。说完我俩都哈哈大笑。但我也知道，那时起，我的电话已经没有存在他的电话里了。
此后，他又再次高升，回到帝都，回到岁军大院，当了水军固本部主任，不久又晋升水军中将。在他晋升中将授衔那天，我给他发了条短信：祝贺你荣升中将，你是我们水军新闻队伍的骄傲！他没有回复，但他收到了。
今年夏天，我路过水军大院的高坡处，远远地看到一个老头穿着白背心，拿着一根橡胶水管，在给花浇水，那是一片首长居住区，我想看看是哪位首长。走近一看，是马大官。我当时就以部队传统的称呼叫了一声：马处长好！马大官一看是我，马上放下手里的农活，关了水笼头，来和我聊天。我对他说，去年你到水军文工团审查节目，我看到你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叫我？我说，你的官当得太大了，怕打扰你。马大官一挥手，啥官不官的，我们永远是兄弟。后来，他又问了我的工作、家庭，我都一五一十如实回答。他微笑着听完，对我说，还是你这样好，活得轻松，自由，日子过得舒服。我开玩笑对他说，大哥你觉得我这样的生活好，那你当这么大官干嘛？说完，我们都笑了。他对我说，他的电话没有变，我每次发的短信他都收到了，还叫我有好的短信要转给他。还对我说，有什么事就去找他，我们永远是兄弟。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马大官。
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后来的马大官是啥样，起码在他当官不大时，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是个文雅的人，是个温和的人，是个有文字水平的人！也许官当大了，权力大了就会走偏路，就会得怪病，我的意思，无大能者，就不要担大任嘛。如果仁兄不去当这个大官，还在水军报社，今年也该退休了，我们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探讨一下文字，平平静静地生活，该多好呀！唉！
一路走好，马兄！
（本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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