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年10月，小岗村包干到户见成效，粮食总产量6.6万公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1980年，小岗村产粮6.95万公斤，1997年增至38万公斤。《法制日报》

　　无论是安徽小岗村，还是河南南街村，或是山西大寨村，对于眼下许许多多的国人来说，都不是一些陌生的名字。它们的昨天在我国农村的发展史上曾经浓墨重彩地打上了厚重的烙印，而它们的今天和明天正为我国广大农村提供波澜壮阔的改革蓝本。人民习惯把它们称为名村，因为从一夜成名的那一刻起到现在，它们一直未离开过公众的视线，一直就处在各类舆论的漩涡中，人们在对它们的眷恋中更寄予深切的厚望。从小岗村到南街村、再到大寨村，记者的思索随着一路前行的采访步伐而从未停止。 

　　法律给第一个吃螃蟹的小岗村人吃上了定心丸，但此后二十余年小岗村发展缓慢。“从南街村可以看出人的因素决定一切，学习南街要建好小岗村。”这是2002年8月27日，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参观团一行21人第二次到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参观考察时所写的一段留言。当他们了解到在南街村这个集体大家庭里，村民们生老病死有依靠、免费享受十多项福利时，纷纷给予高度赞扬。记者不经意间从南街村人自己编的《南街村报》上发现了这则消息。相比南街村而言，小岗村人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自己发展的滞后。 “大包干”主要发起人之一、当时的生产队长严俊昌今年已64岁。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小岗村相比其它名村的落伍。多年以后，当后起之秀、年创利税超亿元的全国最佳经济效益村———位于长江边上的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千里迢迢跑来结对子、帮助小岗村发展时，严俊昌与长江村村支书郁全和之间曾有过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郁全和说，我们所有先富起来的人和村都要感谢小岗村;没有小岗村当时先富起来，我们那里还是芦苇荡。严俊昌说，长江村今天的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对小岗村的现状我感到有愧，这一生是还不清的。郁全和的话包含了对小岗村的历史评价。27年前，因为小岗村一场包产到户的冒险，掀起了波及全中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造就了我国当代改革的大趋势，为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小岗村大包干的冒险更具有法律上的深远意义。1993年、1999年的两次修宪，都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宪法，确立了“大包干”的法律地位;而2003年3月正式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不但给予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物权保护，而且严格限制了承包土地 的收回与调整，从而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较以往更能摆脱政策的影响、纳入到法律保障的轨道上。 “冒险”在人，小岗村人多年后的切身感悟印证大包干的精髓就是“人的因素决定一切”。这个由小岗村人冒险创造的“包”字，可谓博大精深，它不但在法律形式上明确了广大农民的责任、权利和利益，而且用法律的手段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严俊昌曾经也为此担心过，他说：“大包干虽然好，但一开始总是有人说三道四，我们心里也直犯嘀咕，怕上边来个什么政策给反掉了。到1993年修改宪法，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宪法，心里才算踏实下来，种起地来也敢施肥用药了。” 

　　法律给第一个吃螃蟹的小岗村人吃上了定心丸。然而，令严俊昌感到遗憾的是，在大包干后的20多年里，小岗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当我国南方、华东地区一些乡镇纷纷大力兴办乡镇企业、推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市场农业的时候，小岗村人却依旧沿袭着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一组对比数字能说明小岗村的滞后：当小岗村人目前依然把依靠土地进行粮食生产作为其主要收益时，在南街村，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11000多人里面，只有一支70人的农业队伍从事1000亩耕地的农场生产;而在大寨村，2004年农业的直接收入仅占到该村总收入的2%。还有一组数字令小岗村人更加感到汗颜：2002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就突破1个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而今，南街村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年产值14个亿的奇迹;而到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离“小康”标准相距甚远。 

　　小岗村明天的发展之路在哪里?小岗村人开始了深思。大包干只能治穷，要致富还须靠可持续发展 “大包干发源地人员，看到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这是小岗村人在南街村考察学习时所留下的另一段留言。 

　　今天，南街村和大寨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兴办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吸收多种经济成分共谋发展，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格局，使集体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打上“南街村”、“大寨”商标的系列产品如今也远销全国各地、出口国外，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品牌效应。相比之下，小岗村缺少了大包干的时代精神，由于不懂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先后几次引来的工业项目都是无疾而终;由于不知晓法制经济的内涵，自身拥有的“小岗村”、“大包干”无形资产纷纷被毫无干系的人和企业在不同的商品上抢注商标，谋取经济利益。 

　　几次南街村之行让小岗村人受益匪浅，他们终于意识到，“大包干”已经不能包医百病，它是治穷的灵丹，却不是致富的宝典。解决小岗村的经济发展问题，恰恰需要的是用大包干的精神开创适合小岗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时隔27年的今天，严俊昌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小岗村今后的发展，还是要在土地上大做文章。土地应该集中经营，搞规模农业，发展高效的种植业。 

　　小岗村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2004年初，经安徽省滁州市有关部门牵线搭桥，小岗村与滁州通力集团、江苏长江润发集团等4家公司共同投资830万元，组建了凤阳小岗村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小岗村”打上了属于自己的法律烙印。 

　　记者在小岗村采访时了解到，小岗村着手实施“凤还巢”计划，利用村里在外务工经商的80多名年轻人的人才、技术、信息和资金优势，逐步摒弃一家一户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决定走农业生产集约化道路，大力推行规模经营，并借助“凤阳小岗村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 司”，尽快把小岗的农产品做大、做强。在长江村的帮扶下，小岗村2001年建成占地面积近80亩的优质葡萄种植示范园，目前全村108户农民90%以上都种植了葡萄，总面积达450亩。“小岗葡萄”去年获得大丰收，最高亩产达3000公斤，总产逾25万公斤，且大部分是 订单销售，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人均种葡萄收入超1000元。与此同时，上海三农公司落户小岗村，通过“公司+农户”的形式，与小岗村民签订协议，培育发展“大明贡猪”的养殖基地，目前有40户农民饲养繁殖种猪，首批种猪已顺利产下两茬小猪崽，户均靠养猪 增收750元。 

　　记者还了解到，总投资3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的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已于去年10月初动工，预计今年4月建成;小岗村将以此为依托，做好“大包干”品牌特色，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滁州市委、市政府表示，小岗是张好名片，凤阳要加快发展、滁州要加快发展，将千方百计地用法律手段维护好小岗这张牌、对外展示好小岗这张牌。陪同采访的凤阳县委宣传部的有关人士还告诉记者，今年“五一”前，一场主题为“富裕起来的村子如何与时俱进，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领头羊作用”的“中国名村论坛”也将在小岗村举行。届时，华西村吴仁宝、大寨村郭凤莲和长江村郁全和都将出席，共商名村发展之计。可以预见，在当前新一轮农村改革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小岗村的明天依然会带给我们新的期望和惊喜。[《法制日报》记者肖黎明—“聚焦中部话三农”系列报道]  据新华社 11月9日电，“(2005年11月)9日，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公司安徽分公司提供，安徽省凤阳县12位曾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手印的农民获得了每人每年1200元的‘养老补助’。”该则电讯称：该省农委主要负责人向新闻媒体介绍说，“1978年11月，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如今这些老人已经陆续过世6位，在世最年轻的也近60岁。为了让这些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农民们颐养晚年，在多方协调下，安徽太平洋保险公司为这12位农民捐赠了这笔‘养老补助’。根据协议，补助将持续发放到这些历史的见证人离世为止。” 

　　说实在话，在实行分田到户20多年后的今天，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联系到这些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实际过程和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笔‘捐赠’呢?难道红极一时、红遍全国、甚至于享誉全世界的中国农村改 革带头村的带头人们还在乎这点儿小钱不成?”每人每年1200元，它不够党政机关干部公款吃喝一顿，更不够当今富豪的夫人、小姐们买一瓶进口香水，也只够贪官污吏和富人在高档宾馆里嫖一次“小姐”。可是，实际上这笔钱对于这12位老农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至少，他们从此可以不再为他们个人的吃食发愁了，倚此他们可以“颐养晚年”了。 

　　至于小岗村的这些老农民在乎这笔钱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曾经红得发紫，却至今并不富裕。不仅不富裕，而且据媒体报导，小岗村现在是“穷得不能再穷了”。关于这一点，以下的文字可以作证： 

　　“25年后油菜花开的时节，记者走进了这个传奇色彩的小村。走在村里惟一的水泥大街上，记者遇见了正在扫街的严俊昌，他就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见到记者，他感慨道：‘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5年未进富裕门!’??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当年大包干另一个带头人严宏昌的家。见到记者，曾经担任村长，现在镇里担任经委主任的严宏昌说话显得格外谨慎。据他介绍，‘小岗村现在年人均收入还不足2000元，有30多人常年外出打工，60%的村民家中负有外债，由于种地不合算，小岗村许多土地又重新撂荒了??村里的瓦房和平房绝大部分都是前些年建起来的。这两年大家手头紧，几乎没有盖过一间新房’。总人口仅为420人的小岗村，除了1070亩土地，没有一家企业，如果没有外援，严宏昌说，他们只能‘从土里刨食’。”现任村主任严德友(严俊昌的儿子)也坦率地说：“看着小岗村这个样子，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作为第二代‘大包干’负责人，我们真不想砸了小岗村这块牌子!” 记者在叙述这一段情况时，用“窘迫的现实 ”这句话来形容。(摘自《今晚报》，孙玉松/文 )既然经济上是如此的窘迫，1200元钱当然就很重要了。 

　　综合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对于小岗村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上上下下都是怨声载道的。上边的领导，包括众多的新闻媒体，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小岗村之所以如此，责任不在别人，而在小岗村自己。他们指责小岗村人“懒惰”，只会“躺在荣誉和成绩上睡大觉”，“过于依赖上边‘输血’”，等等。  小岗村人也许的确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回过头来看，这能全怪他们吗?对于小岗村人来说，那份高到极点又大到极点的荣誉来得太突然，使得他们有些措手不及，做梦一般。 

　　对于这份荣誉，他们没有经历过一番奋斗的过程，也没有经历过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发展、逐步上升的过程，是突如其来地降临的。这就难免出问题。 

　　此其一。只要查一查当时和后来宣传小岗村的资料，就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地方到中央的领导人的讲话，还是铺天盖地 的新闻舆论，都是用最好的词语来颂扬小岗村人的，颂扬那18位农民，颂扬他们“敢冒坐牢的危险”在一纸协议上按下了手印，颂扬他们“给几亿中国农民带了好头，指明了方向”，“创造了好经验”，有的人甚至于说他们是“新时代的圣人”。如此这般地把几个文化并不 很高，见识也不很广，长期只是在地里“刨食吃”，当初按下手印也只是出于要改善生存状况的本能、并非有什么先见之明的农民吹得如此神乎其神。可是，却从来没有人提醒他们还要注意什么，要防止什么。这能不使他们飘飘然吗?能不使他们滋生出各种不正确的意念 吗? 

　　此其二。只要稍稍回忆一下，如果不是太健忘的话，人们大概都会记得，小岗村是所谓历史进入“新时期”而树立起来的全国先进典型，而这“新时期”是与“旧时期”即毛泽东时代相对立而言的。在小岗村大行其时的时候，也恰是“旧时代”所树立的那些典型，如大寨，大庆等极度背时的时候。而那些“旧典型”，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既然是新旧对立，新典型当然就不能再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类的旧皇历了。在当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这些思想，是作为旧观念来批判的，是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要发展就只有引“外资”，靠“外技”，发“外财”，成了社会的主导旋律。即使是今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仍然莫不是如此，“招商引资”的数额成了他们政绩的主要评判依据。既然“滔滔者，比比皆是也”，难道小岗村就不可以依赖“外资”、“外财”来发展自己吗?对于他们来说，最可依赖的“外资”和“外财”当然是乡、县、市、省和中央的财政和物资支援了。 

　　此其三。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然而，当小岗村大红大紫的时候，也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外“反毛”“精英”们正得意、正猖狂的时候。他们无中生有，妖言惑众，对毛主席肆意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他们摆出一副与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对着干的架式，几乎毛主席的每一句正确的话都遭到了他们的揶揄、讽刺、嘲笑和批判。在这样形而上学猖獗的背景下，小岗村的农民们产生思想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此其四。由以上四点可以得出结论，小岗村干部和农民思想上的问题，责任主要不在他们自己，而在上边的领导和新闻舆论。小岗村干部和农民的“毛病”，完全是上边给教出来的。可是，今天却把这些全都怪罪在小岗村人的头上，这不仅极其不公平，甚至于是极其不道德的。  小岗村人也怨声载道。他们埋怨上边把他们这个典型树起来、在全国发生作用后，就再也不管他们了。有的农民甚至于公开责问记者，“既然把我们作为典型树起来了，就应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物资来扶持，让我们提前过上好日子。这样做，大家都光彩。可是各级党和政府却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说各级在把小岗村这个典型树立起来发挥作用后“就不管了”，这也是冤枉的。其实，多年来，各级党和政府对小岗村还是恩爱有加的。因为这毕竟是受人尊敬的总设计师亲自设计的典型啊!有关这一点，下边这段文字可以作证： 

　　“记者在来小岗村采访前了解到，安徽各级政府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过小岗村。??江泽民1998年来视察之前，??安徽省委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专款给小岗村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在小岗村头，还建造了气派的牌楼。凤阳县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搞‘承包’的首创精神，还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记者了解到，严宏昌曾经是安徽8届省人大代表。1993年2月，在他和其他人大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几大职能部门第一次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当时，省委非常重视这个会，会议确定了大约1300多万元的投资数额，’??(后来)滁州市政府一个红头文件说‘投资已到位661万??’‘当年修路，盖学校和牌楼，最多也就花个六七十万吧，??’曾经搞过建筑预算的严宏昌一脸心痛地说：‘要是这笔钱能全部投在小岗村，我们村或许就不只现在这个样子了??’”(引文出处同前)  这段文字充分说明，正如该文作者所说的那样，“安徽各级政府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过小岗村。”这种“包装”至今还在继续。据近日媒体报导，不久前在小岗村落成了一座耗资300万元的纪念馆，其中财政部出次200万元，安徽省出资100万元。平心静气地说，除了小岗村，全国有哪个村得到了上级直至中央的这多关注，这多“包装费”呢? 

　　值得问一问的是，各级对只有420人的小村庄进行如此的包装，而这个小村庄至今却仍然是“穷得不能再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小岗村这个典型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说得实质一点，它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一个畸形儿，一个怪胎。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前面已经谈到。而下面的这则报导也许提供了进一步的答案： 

　　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村办企业不断增加，除等级面粉厂外，还办起了以食品加工为中心的方便面厂、食品厂、锅巴厂、包装材料厂、养鸡场和中、日、德合资的彩印厂，奶油酥条厂，啤酒厂等26个企业。成立了汽车队，有大型货车160辆，职工增加到12000多人。 

　　农业全部机械化，只用40多人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国家大型企业——中原工贸公司。产品方便面、龙须面、啤酒等获省、部优、全国优质产品奖和国际保健精品金奖。产品销往全省120多个市、县，26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工农业总产 值已达11亿7千多万元，比重新组织起来时的1985年(该村曾学小岗村“经验”分田单干过三年，发现问题后立即作了纠正，重新回到集体经济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上来)增长1170倍。村还是那个村，人还是那些人，思想明确了，路子走对了，他们发展经济的步伐简直是在飞!” 

　　“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三次到南街村参观的感言和留言。“包干到户20多年的小岗村为什么连续三次到南街村取经?用当年分田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俊昌的话说：‘原来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来南街村一看还是集体好，看来分田单干就是没有出路。’”(摘自《单干的样板小岗村VS坚持集体经济的南街村》  消息来源：人民网，作者愚公) 

　　“分田单干没有出路”，“还是集体好。”小岗村的村干部，包括当年带头分田单干的老农民，三次参观学习南街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发人深思。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嘛。到是希望与小岗村处于同样贫困地位的全国村庄，能听一听小岗村村干部的这些话，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今后当何去何从。国家的有关当局更加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以便负责任地给几亿农民找出一条可靠的出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怕错了不认错，或者知错不肯纠错。 

　　最后再回过头来说一说那12位老农民的“养老补助”。新华社的电讯说，他们的这笔“养老补助”，是“在多方协调下”才得到解决的。这说明，至今“多方”都还是在关心着他们的。他们的功劳，就在于写了那份分田到户、实行单干的协议，并别出心裁地在上面按了血手印。他们事先没有料想到的是，他们的此举正适合了上边决策者要否定农业合作化、否定人民公社制度、让几亿农民分田单干的需要。这种需要，就其戏剧性来说，与当年张铁生的那张“白卷”、小靳庄的那些农民诗因符合了上边某些人的需要而被利用是一样的。这种纯高层政治斗争上的需要，成就了这十几位农民，成就了小岗村，使他们一举成名。现在，他们又得到了这笔“补助”。这说明，他们当时的血手印是没有白按的，因为正是这个血手印，才使他们获得了这笔“捐赠”;否则的话，他们将与全国其他数以千万计的贫困老农民一样，是任何补助也得不到的。就保险公司而言，虽然这笔钱归根到底是投保人的钱，是人民的钱，但是它毕竟出自安徽省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荷包。该公司愿意捐赠这笔钱，也还是值得称道的。他们这样做，大概就是用实际行动来“为改革作贡献”吧。耐人寻味的是，这12位农民，当年是那样的大红大紫，现在却落得需要靠保险公司的捐赠才能“颐养晚年”的地步。这种结局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令人发出一声叹息。但是，他们毕竟又得到了这笔钱，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又是幸运的。须知，那些极希望得到却又根本得不补助的农民们，当年正是听了小岗村“18人冒着坐牢的危险而决意分田单干”的“动人”故事，在上边强力的诱导下，自愿和不自愿地学了小岗村的“经验”，实行了分田单干，从而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啊!  近日(1月21日)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一则新闻。说的是有三位大学生自愿到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落户，要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帮助该村走出贫困，实现小康。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已经被改革的精英们严厉斥责为“极左”而遭到彻底否定，在由于错误农村政策导致城乡差别空前加剧的历史条件下，在各级各类的大学毕业生都将到农村去视为畏途乃至屠途的今天，竟有三位大学生自愿到小岗村这样贫穷落后的农村落户。他们的行为实在是有些另类，有些“反潮流”，有些不合时宜。他们的这种另类表现亦即“反潮流”的举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种种疑问。比如，此举到底是出于他们的真心自愿呢?还是别有原因?对此，因为该新闻没有明说，因而人们是不得而知的。又比如，凡事有开头就总会有结局，他们的开头已经被权威的新闻媒体所报导、所肯定，他们的结局将会如何呢?他们能够达到报导所宣称的目标么?他们会不会像小岗村那样当年被吹捧得天高后来却跌得很惨呢?对此，不仅别人难以预测，恐怕就是他们自己也是难以预料的。 

　　撇开上述种种疑问不谈，透过那则新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清楚地告诉人们，执政当局及其新闻舆论，仍然还牢牢地记得小岗村，记得这个曾经红极一时、却又至今没有摆脱贫穷困境的小村庄，记得它多年来的尴尬处境。同时也表明，执政当局及其新闻舆 论时刻都没有忘记设法帮助这个小村庄摆脱难堪的处境，即帮助它富裕起来。对于当局的这种对曾经的“功臣”总是念念不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决意要让它重新站起来即富裕起来的执着态度，有的人也许是要大加赞赏，甚至于是要肝脑涂地、感激涕零的。然而，我却并不以为然。不仅不以为然，我甚至于认为，对于小岗村这个地方，与其时不时地弄一些事情出来让人们记得它，到不如让人们把它逐渐地遗忘的好。 

　　我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完全是从爱护小岗村、爱护某些当年的当事人出发的。因为，正如毛泽东所多次说过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记忆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也有二重性。举例来说，如果是正确的东西(包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作法等等，下同)，人们记得它，就是记得正确，进而就会增强对提出和坚持正确意见的人的信任感和好感，提高他们的威信，提高对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的信任度和执行的自觉性。反之，如果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人们记得它，就是记得错误，进而就会减弱人们对提出和坚持错误意见的人的信任感和好感，就会损害他们的威信，降低对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的信任度和执行的自觉性。可见，一个事物，究竟是让人们记得它好呢，还是让人把它遗忘的好呢?这就要看那个事物是属于正确还是属于错误了。一般来说，如果是属于正确，那么，记得就比遗忘好;反之，如果是属于错误，那么，记得就不如遗忘的好。 

　　具体到小岗村的问题上，是让人记得它好，还是让人把它逐渐遗忘的好呢?应该说，二者都其好处;但是，相比较而言，记得不如遗忘的好。因为，让人们时时地记得它，就自然而然地会引起许多人的种种联想。比如，它会使人联想起从前在农村(包括农业、农民，下 同)问题上曾经有过的尖锐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会使人联想起后来围绕农村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会使人联想起小岗村身上所曾经附着的种种理论的和现实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分田单干”，“分田到户，一分就灵”(或者叫做“包产到户，一包就灵”)，“分田到户，一分就富”，等等，会使人联想起以小岗村为榜样，在全国强行推行分田单干后中国农村很快即陷入新的更大的困境，虽经当局和全国数亿计农民和农村干部多年奋力挣扎，却仍然不能摆脱困境，终至于造成全国规模的空前突出的“三农问题”，当然更会使人联想起“一分就灵”在小岗村自身就并不灵，不仅不灵，而且深受其害，深受其苦，即快30年过去了，它至今还仍然在贫困中挣扎，于是才有前述三个大学生到该村落户、力图帮助其脱贫致富的报导。说实话，以上这些记忆都不是什么好记忆，以上这些联想也都不是什么好联想。既然是不好的记忆，是不好的联想，为什么要让人总是记得它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这不是哪把壶不开偏要去提那把壶么?这不是诚心要跟某些人过不去么?所以，对于小岗村而言，记得不如遗忘的好。 

　　进一步地说，让人记得小岗村，就是让人记得它曾经的大红大紫，就是让人记得它自那以后一直以来的困境与尴尬，就是让人记得在两种关于农村不同意见的斗争中究竟属对属错、谁是谁非，一句话，就是让人记得小岗村榜样的失败和破产。而让人们逐渐地忘记小岗村呢?让人忘记它，小而言之，对小岗村自己有利。古人说：“高处不胜寒。”十几个祖祖辈种田爬土巴的农民，文化程度都不高，见的世面也不多，就凭那一时的冲动一人按下了一个手印，就那样地立即地成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典型。说实话，那也太过荒唐了。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种状况，对小岗村本身而言就是一种包袱，一种负担——对此，有权威媒体就曾报导说，小岗村不能脱贫致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背上了“全国先进典型”的包袱。与其背上这样的包袱，还不如放下包袱，让他们轻装上阵的好;让他们轻装上阵，极有可能很快就富裕起来了。大而言之，对曾经把小岗村奉若神明，捧上了天的那些人也极其有利。这可是双赢的事啊。 

　　再说了，不是说要“向前看”吗?要“摸着石头过河”吗?客观公正一点地说吧，社会主义是个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当时树小岗村作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也许是出于好心，估计至少不会有恶意。从实践上看，既然小岗村这个典型不成功，是错的，它后来变成 了一个烫手的山芋，20多年来各级政府没有少为它操心，许多单位也没有少为它出钱出力，仅从外边输进去的“血液”就已经将近一个亿，可是它仍然贫困，仍然像一根扶不起来的猪大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向前看”一下，却硬要企图让它作为分田单干的典型而起死回生呢?为什么不换个路径“过河”，却硬要死守着那个过不去河的“渡口”呢?这样做到底是要维护什么呢?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么? 

　　还有，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对小岗村为什么就不能实事求是一下呢?不行就是不行，错了就是错了。为什么就是不承认呢?我们党有“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根据这个优良传统，数十年来我们党纠正过许多前进中的错误，弥补了许多工作中的不足。为什么在小岗村的问题上就不能发扬一下这个传统，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错误就纠正呢?过去为小岗村所作过的那么多的努力不算，这一回又弄几个小青年到该村去，让他们搞什么“知识扶贫”。就算他们把小岗村真的搞富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分田到户的正确么? 

　　能说明曾经附着在小岗村身上的那些理论和政策的正确么?能为小岗村神话挽回一些面子么?恐怕是不能的吧。 

　　据权威媒体报导，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1月11月至14日对安徽省进行了视察。原本以为，作为胡锦涛此行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会到著名的小岗村去看看的。可是，细读报导，却压根儿就没有见到相关的文字。这说明，胡的此次安徽之行并没去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小岗村。 

　　有鉴于此，我到认为，胡锦涛是应该到小岗村去看一看的。不去那里看一看，即使是不算什么失误，也有考虑不周之嫌。因为他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是有很多的理由的。 

　　首先，就在今年的新年讲话中，胡锦涛说“200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通读这篇讲话，人们就会明白，这一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一年中“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其次则是将举办第29届奥运会。关于为什么要“隆重纪念改革 开放30周年”，胡锦涛解释说，这是因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择，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举办29届奥运会，虽然对于中国来说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怎么也达不到“决定当代中国命运”、使中国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程度。可见，在胡锦涛和以他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心目中，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要比举办29届奥运会重要得多。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当时的安徽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其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发现并树立了小岗村这个分田单干的典型。其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全国的农村，后来也影响到全国的城市及至整个中国社会。 

　　有鉴于此，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30年大庆的年份里，又已经到了安徽地界，对于这样一个曾经起过如此重要和巨大作用的改革开放领头羊，亦即“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村”，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除非在胡锦涛今年的日程中，有将要专程去视察小岗村的安排;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当然更显得隆重和重视。否则的话，这次视察他不去看一看，的确有“不周”之嫌。 

　　其次，中国有敬老的优良传统，敬老向来被称为民族的美德。胡锦涛同志和中共中央现在也正在大力提倡这样的传统。这其中，尤其是在创建新中国过程中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应该尊敬了。而小岗村这个举世闻名的典型，就是那位当时在安徽担任省委 书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现和向中央推荐的。不说别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功劳就不小。再者，在中共党内，他与那位总设计师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可以说是真正的铁哥们。尊敬了他，也从一个侧面尊敬了总设计师。而且，此人的确长寿，至今仍然还健康地活到在，通过看望他，也等于看望和安抚了他周围的以及其他情况相同或者相当的人。这可是一举几得的事情啊，却为什么不去做呢? 

　　第三，小岗村这个典型之所以有那样重的分量，能在当时起到那样大的作用，与总设计师是分不开的。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充分肯定和全力推行，就没有显赫一时的小岗村。总设计师曾经十分谦逊地说过，好的经验都是下边创造的，中央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指他自己的作用)就是及时地发现并向全国推广。他的这个话，首先就是针对小岗村这个典型说的。 

　　这一推广不打紧，存在了30多年的农村人民公社顷刻瓦解，与之相联系的数以千万计的社办企业和事业也一朝覆亡，比公社历史还要长的中国农村集体化迅速被分田单干所代替。面对此种变化，当时的许多干部总结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从此以后，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就再也没有消停过，终至于演变成为“三农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的困顿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多年来后继的执政当局动了许多的脑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可是，这种局面至今也没有完全缓过气来。当然，没有缓过气来的事可以不去理会它，就像因为设计不周而造成的许多严重恶果都从来不去理会它一样，毕竟有“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地位和名声在。为了表示对总设计师发现和推广这个典型，并充分利用手中所掌控的政治手段，强使全国以它为榜样，从而势如破竹地摧毁了中国农村和城市原有的经济体制，建立起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的新的经济体制这个伟大功绩的尊敬，胡锦涛是更应该到小岗村去看一看的。 

　　第四，“以人为本”是胡锦涛当政以来提出和施行的重要的执政理念。这些年来，他每到一地，都要走村入户，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亲民形象。而在改革开放中起作用最大的“群众”恐怕就要数小岗村的那18户当年按下“血手印”的农民了。据说(据某些改革的“精英”们说)，他们当年按下那18个“血手印”，可是冒着坐牢(亦说是“杀头”，总之，怎样说更耸人听闻就怎样说)的危险的。这18个老农民，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比如，他们都还健在么?经过多方努力从上边争取得来的、由省保险公司负责的每人每年1000元的生活保障金(其实这点钱也只够党政机关干部吃一顿便餐，或者是新兴富豪嫖一次娼)落实了么?当时为了奖励他们，给他们每人配发的一部固定电话机他们现在还在使用么?为了迎接胡的前任的视察而由安徽省和农业部出资修建的面子工程，比如村前边的那条柏油路还完好么?为着同一目的而修建在村头的大牌楼、沿街的一排面子房屋等等都还完好么?这些，作为爱民亲民的重要内容，胡总书记都是应该问一问的啊! 

　　最后，听说当年所谓“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其昌倚靠其在当地先后担任村支书、乡干部和省人大代表的强势地位，已经“先富裕起来了”，成为了百万富翁，而其他的人却都还很贫困;又听说新任村支书近年来曾先后数次带领该村两委会一班人到倍受批判的南街村去取经，这到底是怎么会事呢?如果胡总书记到小岗村去了的话，这些事情他都会关心的啊。 

　　总之，如果没有另外的专门安排，在大庆之年，胡锦涛同志此次视察安徽而不到小岗村去看一看，至少我个人感觉到有些考虑不周。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中国财经报导》，于今年的春节期间(大年三十到 正月初五 ，即 2月6日至11日)，派出一个采访组对有“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之称的安徽省小岗村进行了蹲点连续采访。这次采访的情况，该台以“小岗过大年”为题，于 3月10日晚10点半至11点半进行了专题报导。报导说，小岗村在分田单干的最初几年，曾经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时期。所谓“辉煌”，也就是能够吃饭肚皮。之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小岗村一直处于贫困状态。 

　　这期间，方方面面的人也曾经作过一些努力。除了各级党委政府给其输入过不少血液外，那些看中小岗村这块“金字”招牌，希图利用它来大大地赚上一笔的投资者们也先后来过几拨。但是，他们要么到村里来转了一圈，看到无利可图就走了;要么投入一笔资金，结果却是无功而返，或者是亏本而归。总之，倚靠外来投资者到村里来创办企业，通过办企业而发家致富的美好愿望一次又一次地都成为了泡影。至今，除了一个葡萄种植项目还在维持外，什么企业也没有。而种植葡萄，收益也很有限。因而，小岗村至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现在，小岗村100多户人家，只有两家比较富裕，盖起了二层的新楼房。其他的人家都仍然住在破旧的房子里。  一家富裕户是打工仔严金山。他是当年在分田单干协议书上按下血手印的老农民之一、 当时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的儿子严金山。刚分田单干那些年，受当时“一分就灵”错误理论的影响，以为分田单干就能致富，严金山也在村里等待、观望了好几年。等来的结果却是，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情况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大家仍然受穷。眼见得别的村庄都有人富裕了，他于是在家里呆不住了，就到南方去打工。同他一起外出打工的有7个青年人。其中，有一个叫严九昌的在村里文化程度最高。可是，他们在外打工多年，由于没有技术，走到哪里老板都是把工钱压得很低。结果，每年也只能给家里挣回些油盐钱，靠点钱根本无法摆脱贫困。 

　　7人中只有严金山为人比较有心计，与打工企业的老板关系搞得很好，后来还被提升为副厂长。经历10多年的努力，学到了一生产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积攒了一些钱。于是，他在村里率先盖起了新楼房，还买了小车。他现在是小岗村最富的人。 

　　另一家就是现在的村委会主任关友江。他倚靠当村委会主任多年的有利条件，积累了一些钱，也盖起了二层楼的新房。但从电视画面上看，他家虽然是楼房，房子的装修却并不高档，家里的摆设也很一般。除了这两家之外，在小岗村，再也没有别的能盖得起楼房的富裕户。 

　　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红得发紫的兴奋和荣誉之后，在长期的困境中，小岗人感到十分地困惑。在这期间，由村干部带队，曾经到一直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大寨、南街、耿庄和红旗渠进行了参观和学习。回来后，当年在分田单干协议书上按下血手印的人之一，当时的小岗村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说：“看了别人的发展变化，回头看看我们小岗村，我们小岗村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内心一直很复杂，也总是感到很愧疚。 

　　从报导中看，现在，小岗村的村民们似乎也看到了某种希望。有一位叫沈浩的干部，是2004年来村扶贫工作队的队员。扶贫到期后他被小岗村留下来了，现在担任小岗村的党的书记。他有决心要帮助小岗村走上致富的路。电视画面中，他说他近期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设 法为小岗村的每户人家弄到2万元钱，帮助家家户户都盖上新楼房。另外，严金山也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对如何回村办企业进行了思考，准备在小岗村办一家新能源的企业。这两人的这些想法，无疑给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小岗村人带来了希望。 

　　本来当年宣称，分田单干是“一分就灵”的。可是实际的结果却是，分了也不灵，分了照样受穷，一穷就是30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小岗村的100多户人家、400多位村民，尤其是当年在分田协议书上按过血手印的那些老农民和村干部，多年来一直为这个问题所深 深地困扰着。实际上，在小岗村外，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困扰着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当年极力鼓吹分田单干，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一分就灵”的那些知识和官员“精英”们。不过，与小岗村的人不同的是，他们多半将困惑憋在心里，却并不说出。因为，他们害怕因而也就极其不肯认输。在这方面，小岗村的农民和干部到显得要纯朴多了。我一向认为，小岗村人也是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有享受富裕生活的权利。绝不能因为他们曾经当过某种“领头羊”而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当时他们搞分田单干也是无奈之举。至于将他们树立为全国的典型，把他们捧到九重天上去，那是当时政治的需要，那不是他们的过错;实际上他们也是被人所利用的。有鉴于此，我真诚地希望，小岗村能够早点富裕起来，过上美好的日子。 

　　但是，我坚决反对的是，为了给某种已经破产了的理论装璜门面，硬性地利用行政的力量，用从上边和外边输血的方式将小岗村喂肥。就像前些年上边曾经做过的那样。因为这样做对他们今后的生存和发展不利。须知，一个村庄，要生存，要发展，要富裕，除了执行正 确的路线外，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靠他们自身过硬。靠从外边输血，总是不能长久的。

　　“30年前，1978年，中国农村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艰难迈出第一步：18位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下了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契约。靠着‘大包干’，小岗村只种了一季庄稼，就从饥饿状态迈进了温饱世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鲜的形式，迅速在全国蔓延。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7%，其中约有一半来自这项改革。” 

　　这是《人民日报》 10月21日在其《意味深长的‘螺旋’》(作者张铁)的“人民论坛”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突出特点是闭眼不看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出于某种现实政治的需要，继续编造关于小岗村那18位既无思想觉悟又无知识老农民所按“血手印”、实行分田单干的神话。什么“只种了一季庄稼，就从饥饿状态迈进了温饱世界”呀，什么“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7%，其中约有一半来自这项改革”呀，真是神乎其神。既然分田单干的功用如此灵验，如此地神奇，小岗村理应是中国农村的首富才是呀。可是，整整30年过去了，光荣与伟大的小岗村却为什么总是富裕不了呢?既然分田单干是如此地灵验，如此地神奇，中国农村的状况应该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哇。可是，为什么持续坚持“大包干”的结果，却使得“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了中国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呢?这个道理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呀! 

　　还有，众所周知，小岗村的分田单干是与从前的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相对立的。推行小岗村分田单干的当时和现在，都把集体经济道路说成是死路一条;农村、农业和农民只有学习小岗经验，实行分田单干才有出路。既然集体经济道路是死路一条，分田单干的“大包干"才是唯一出路，为什么那些当年坚决顶住来自上边要求分田单干的巨大压力，没有学习小岗村榜样搞分田单干的农村理应是穷得叮当响、远远被小岗村的神奇发展甩在后面才是呀。可是，现实的客观事实却是华西村、南街村、元宝村、韩村河村、周庄乡等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不但没有陷入困境，反而都成为了全国农村的先进村、双文明标杆村。一直以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什么死路，而是一条宽广平坦的通衢大道。与这些全国“双文明”典型比较起来，小岗村简直就是一个破落户的光景。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未免太不合乎逻辑了吧。 

　　至今仍然在如此不遗余力地宣传小岗村分田单干神话的先生们，对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应该回答一下呢? 

　　还有，华西村、南街村等这些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现在确实是很富裕的。他们的富裕，令小岗村人(包括12位仍然健在的“手印”英雄)垂涎三尺，自愧不如。但是，这些村庄的富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奔向富裕的道路上，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而 小岗村则不同。它虽是一个只有400多人的村庄，可是，30年来，从乡到县到市到省，直至国家农业部，还有外地(比如张家港市)给它“输血”不下一亿元，就连家庭电话机这样并不要好多钱的东西都给他们安装上了。尽管如此，小岗村仍然摆脱不了落后状态。这又是为什么呢?至今仍然在高调门儿地神化小岗村的先生们，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是不是也应该解答一二呢? 

　　先生们是搞宣传的，搞宣传要考虑宣传的效果。如果面对上述种种现实矛盾和问题都不给以任何回答，就只知道根据某种政治需要在那里闭上眼睛胡咧咧。这样的宣传能有如效果么?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整整进行了3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同步进行的，是全社会的道德急剧滑坡，是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期间，虽经长期努力，状况也不能有所好转。对于其间的原由，当局一直讳莫如深。而民间人士到常常所有思考，有所涉及。

       全社会的道德急剧滑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现在看来，树立小岗村为所谓全国“改革开放第一村”，让全国农村及至全国城镇都向小岗村学习的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小岗村之所以被树立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只是因为村里有18个农民背着党组织，暗地里起草了一纸分田单干的协议，并且冒着所谓“杀头”的危险在上面按下了“血手印”，之后他们就擅自搞起了分田单干。他们的此举表示他们誓死要与党当时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对着干，要与党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背道而驰。把这样一个村庄树立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就是告诉全国的亿万干部和群众，党的理论和路线不仅是可以怀疑的，而且是可以对着干的;谁对着干了，谁就是好样的，就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否则，就是极大的错误。这就沉重地打击了那些长期以来相信党，依靠党，听党的话，坚定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动摇了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党的信仰和支持，从而离散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其影响之恶劣是可想而知的。 

　　小岗村那18个农民为什么要那样就是“杀头”也要与党当时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对着干呢?按照后来“改革精英”们的解释，那是因为他们早就“看透”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弊端，“看透”了只有分田单干搞倒退才是农民的出路。但是，实事上他们不过是几个长期种田爬土巴的、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和理论知识的、鼠目寸光的农民。他们当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改革精英”们后来硬加到他们头上的那些先见之明。实际上，他们当时那样做完全是出于他们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国旧式农民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利己主义严重的一般特点。上述行动证明，18个农民虽经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引导，可他们的旧有思想却仍然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没有任何的进步和改变。这确实是很典型的，按当时农民普遍具有的觉悟程度，在全中国他们恐怕也要算是最落后最顽固最保守又最不思进取的农民。 

　　据10月21日《人民日报》题为《意味深长的‘螺旋’》的论坛文章(作者张铁)说：“30年前，1978年，中国农村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艰难迈出第一步：18位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下了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契约。靠着‘大包干’，小岗村只种了一季庄稼，就从饥饿状态迈进了温饱世界。”这个事实充分地说明，小岗村的自然条件并不差。同时，他们当时还拥有人均4亩土地这个许多农村都没有的优势。靠了这些优势，在正常的年景下，只要农民们稍有觉悟，稍作努力，同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小岗村的农民们不仅自己完全能够吃饱肚皮，也应该如同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通过交公粮、卖余粮等途径为国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可是，在过去的长时期内，小岗村却总是弄得没有饭吃，甚至于据说还饿死过人;为国家作贡献则根本谈不上。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根本不是什么大集体的过错，因为同样是大集体体制，别的地方的农村却很少有小岗村那样长期穷困潦倒的状况。小岗村之所以会如此， 完全是他们思想觉悟太过低下，自私自利的思想太过严重的结果。在如何处理生产与生活、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方面，大寨人当年有个形象的口号，叫做“先治坡，后治窝”。意思是先生产，后生活;先集体，后个人;边生产，边改善生活。而小岗村人的信条却是，只治窝，不“治坡”。在这样极端自私自利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下地干活磨洋工，出工完全不出力，给集体干活还不如旧社会的长工给地主干活勤快、投入。农民和干部(18个人当中就有干部)都是那样一种思想觉悟和精神状态，怎么能够种好田地、获得好收成呢?怎么能不长期打饿肚、甚至于饿死人呢? 

　　不仅在当时，就是30多年后的今天，小岗村干部和农民的极端自私自利在全中国恐怕也是拔尖的。最近披露的两件新闻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是10月10日原小岗村党支部书记、现任该乡党委副书记的严德支应邀到人民网作嘉宾访谈。整篇访谈反映严德友思想觉悟低下且不说，其间他竟脱口而出地说出了“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这样的话。严德友何许人也?他是“手印”英雄、当时生产队副队长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在访谈中说到“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凭严俊昌那个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除了“教导”儿子怎样极端自私自利、怎样“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外，恐怕也不可能有更多别的。二是据媒体近日披露，因当地的县及县以上政府对农民种植葡萄有奖励，为了骗取政府的奖励，小岗村的村民们竟虚报葡萄种植的面积和大棚数，将政府的奖励骗到手。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极端自私自利在小岗村的干部和村民中是根深蒂固的，是病入膏肓的，是无法根治的。即使是当了全国红得发紫的典型也是如此。 

　　过去是集体化，小岗村饿肚皮，富不了。30年前他们分田单干了，根据“改革精英”们关于“分田单干、一分就灵”的逻辑，分田后他们总该富裕了吧?况且，在全国“改革开放第一村”的耀眼光环下，各级对他们的政治关怀自不必说，经济上累计已经得到上边和外边上亿元的“输血”。享受到这样优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全中国没有第二个村庄。可是，客观事实却是，他们仍然很穷。不要说跟30年来长期倍受“改革精英”们歧视、打击和迫害的南街村相比，就是与许多像南街村一样始终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其他农村比，小岗村也差远了。这又怪谁呢?创造了“分田单干、一分就灵”神话的村庄，其“经验”却不能保佑它自己过上好日子，岂非咄咄怪事? 由此得出结论，要想全社会道德滑坡的颓势得到有效遏制，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好得到根本性转，除了其他多方面继续作长期的巨大努力外，党必须对树立小岗村作为全国学习的榜样这件事情进行认真的深刻的检讨，从根本上否定小岗村这个典型，彻底地剥夺它作为全国学习榜样的地位，对它的干部和群众中的极端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坚决地进行批判和清算(这是对事不对人。这样做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大局和未来。对于小岗村来说，不是要整人，而是要引导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否则，要想重建中国的道德是不可能的。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小岗村本身告别长期以来的极端自私自利状态，依靠自己思想觉悟的不断和切切实实的努力，实现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富裕。这也是本人所衷心期望于它的。

　　2008年11月10日

凤阳小岗村的现状

作者：思  恩  来源：红歌会网

顽石按：2009年11月6日，一个矢志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忠诚共产党员寂寞地走了，一个努力想将分田单干的典型带回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村庄却壮志未酬的好书记悲壮地走了，他走了，最终长眠在他为之奋斗了6年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他就是原安徽省财政厅副处长、小岗村第六个外派干部、村党委书记沈浩。沈浩去世后，新华社发布了消息，透过这则官方的权威消息，我们对沈浩和树为改革典型20多年后的小岗村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消息中有如下内容：

“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级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严俊昌说，这并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改变，村民们对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刚来时，大家也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

改革第一村到底是什么模样？《凤阳小岗村的现状》用大量的事实给我们做出了回答。顽石读来深有感触，特转发博客，以期和朋友们共享。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20多年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主流媒体的宣传，回避了一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不幸的是穷农户们打不起电话)，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只知自私自利的小岗村人，不知道爱惜集体财产，将卫星接收天线装制两个“大锅”翻倒在招待所院内，任其锈迹斑斑。)，安徽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每户一般发一桶油，当年18家按手印“分田单干”的村民每户发两桶，再加一条烟，分地时的生产队正、副队长严俊昌、严宏昌两位带头人除两桶油一条烟外，多补一箱酒)，……。小岗村村民严留昌对记者说：“你们记者在这里看到的绝大部分设施是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9月到访前的3个月内，官方投资突击搞起来的。上级不希望小岗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

　　因此，主流媒体对小岗村的宣传报导同事实大相径庭!

　　对于小岗村的实际现状，非主流媒体描绘出来的完全是一幅“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令人愉快不起来的画面：

　　1. 2004年被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在向安徽省委领导如实汇报小岗村的发展现状时说：小岗村这些年几乎没有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前“贫穷落后”，现状是“温饱有余”。

　　2. 小岗村村民严宏俊(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

　　3. 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曾经总结说：改革20年后的小岗村只有8个字可以形容——“江山依旧，旧貌犹存”。

　　4. 南京农业大学陈文林教授认为：小岗现在应该是“落后”的代表!

　　上述主流媒体的宣传报导和非主流媒体的说法，谁正确呢?11月9日，主流媒体新华社无意中做了结论：“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说法是正确的!

　　11月6日，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不幸去世。11月8日，沈浩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岗村公墓。11月9日早晨，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了有关沈浩和小岗村的消息，标题是：《“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消息中有如下两段话(着重号系引者加)：

　　“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级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严俊昌说，这并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改变，村民们对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刚来时，大家也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

　　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的初衷，虽然是为了宣传沈浩的政绩，但是，无意中把树立小岗村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所有权贵精英送上了政治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树立起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领导人亲临视察，得到社会多方的无偿援助，在给中国农民做了26年的光辉榜样之后，到2004年“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权贵精英们把这样落后的村庄作改革典型强加给中国农民，简直就是要广大农民向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学习看齐，在“人心涣散”的“很穷、很乱”的状态中南辕北辙式的“奔小康”，也就是要广大农民继续穷困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改革过了30年，象小岗村这样分田到户的农村，至今没有一个村庄是达到了“小康”水平的(小岗村得到了那么多的无偿援助都达不到“小康”水平，那些根本得不到无偿援助的众多村庄怎么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呢?)!倒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或分了田又合了起来的、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奔小康”的大有人在!——黑农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等等、等等。

　　是小岗村人本身属于扶不起来的讨饭叫花子呢，还是权贵精英们支持小岗村人分田到户是造成小岗村“人心涣散”、“很穷、很乱”了26年的根源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中国的古人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因此，只要我们把南街村和小岗村加以比较，就可以看个清楚明白!

　　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象小岗村那样采用分割土地单干3年之后，就已经认识到分田到户单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进行了“走回头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进到了合作化集体干!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种植区域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专业化;形成了林、田、路、电、渠、水、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最近几年小麦亩产都在450千克以上;村办集体企业26个，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工副业生产，1991年村办企业产值达亿元以上，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集体免费给村民供给水、电、气、食用油、面粉、鸡蛋、啤酒、节假日食品;儿童免费入托入学;村民防疫治病、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费用，农税和各项农村提留均由村集体负担，每年村集体承担的免费款额达400多万元;村民住宅楼每户建筑面积92平方米，每套三室(二室)一厅，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统一配备;村民生活正在阔步迈向城市化。村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大幅度提高，学雷锋、树新风、讲奉献已蔚然成风，村民自觉参加义务劳动每年不少于2.5万人次;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活动深入人心。(见《南街村简介》1996年)

　　坚持走合作化集体道路的南街村，经过17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进步，依靠发展集体力量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在1995年就已经基本上“奔小康”了。坚持走分田单干道路的小岗村，扛了26年“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大旗，在2004年仍然“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

　　过去，权贵精英们不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叫得震天动地吗?!现在，面对实践对小岗村走分田单干道路和南街村走合作化集体道路检验的结果，权贵精英们还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还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敢于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吗?!

　　沈浩看到了小岗村的症结所在!他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明星村都是靠集体经济壮大的”这一最顽强的事实。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说：

　　“第一. 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对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对做好农村工作至关重要。’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 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通过教育，转变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传授发家致富的技能本领，提升农民的文化层次和诚信道德意识。教育的方式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可以采取培训授课，也可以采取示范引导，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对农民开展教育，提高教育效果。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

　　基于上述正确的认识，沈浩有意带领小岗村人通过走发展集体经济致富的道路。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沈浩作了以下尝试和实践：

　　1. 在2004年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这也是一次‘洗脑之旅’，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告别南街村时，小岗人在留言簿上留言说：“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沈浩承认：“当时考察完后，大家都觉得很惭愧，小岗落后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就开会讨论，下决心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

　　2. 在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春节后要把小岗村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在“合地”动员大会上，沈浩向村民们保证“土地拿上来绝对不让大家吃亏”：“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合地”的方式是农民以土地入股;沈浩希望村民过年期间“好好议议”，年后就动手，正月十六开始盖农贸市场。

　　3. 沈浩在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两年前他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因为“小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规模，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村民以前吃不饱饭，现在有饭吃了就满足了，再加上媒体不负责地吹捧，让小岗人麻木了。”

　　虽然沈浩关于“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的愿望和理想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却是很难实现的!他低估了以下两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1. 1978年，宁愿讨饭甚至饿死也不给集体干活的小岗村人，坚决要求实行“分田单干”的。将近30年来，靠按手印走“分田单干”道路而出尽了风头、捞足了各种荣誉和实惠的严俊昌们，可以赞美“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但是，绝对不会否定自己、支持沈浩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将近30年来，先富起来的、在主流媒体上大言不惭地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反动腐朽信条并官居小溪河镇副书记的严德友们，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将近30年来，外界对小岗村的无偿援助使小岗人坐享其成惯了，只愿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实现不劳而获，完全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句话，小岗村是权贵精英们培育出来的一株浸透了自私自利剧毒的懒惰乞丐之花!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的主张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得不到小岗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合地”动员大会刚开始不久，当年小岗村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的严俊昌悄然离开了会场，而不少村民在场内四下打听，关注春节村里会发给自家多少食用油!

　　2. 1978年，小岗村被权贵精英们树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理由，正是“分田单干”!沈浩认为小岗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明星村的原因，正是当年的“分田到户”!不管沈浩的主观愿望多么地美好，出发点多么的符合现实事实，结论多么地实事求是，客观效果和结局是同树立小岗村为典型的权贵精英们唱对台戏，对着干，“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的必然结果是回归集体，因而是“砍旗”行为!虽然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看，小岗村都是树立它为典型的权贵精英们的沉重包袱，但是，坚持分田单干“30年不变”且一贯自命完全正确的权贵精英们还是要維护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就象维护五毒俱全的制造“傻子瓜籽”的年广久一样。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主张，是得不到维护小岗村典型的权贵精英们的认可的，他们只认可资本兼并土地的“土地流转”之类的改变。

　　因此，虽然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户们的爱戴，3年期满后98人按下手印，极力挽留3年，第二个3年期满后，183人按下手印，还想再挽留3年。但是，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壮志难酬，最终酿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结局!

　　安徽省先后派5名干部到小岗村任职，只有沈浩得到小岗人的信赖。

　　造成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民们爱戴的原因，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关心贫穷农民，在自己的权限内尽力为他(她)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新华社的消息列举了以下事例：

　　“‘沈浩在小岗村挂职这6年，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除了外出开会、招商，基本都在村里，哪一年春节都忙到大年三十中午才回家，年初二又回到村里。’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告诉记者：‘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

　　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患有肺结核，没钱医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沈浩对他特别照顾，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书记送过来的。

　　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出世后，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

　　70岁的毛凤英家境贫寒、常年生病，她两次找到沈浩都没空手而归，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追忆起沈书记，村民们无不动容。88岁的邱世兰哭着说：‘沈浩真是好人啦!要是能用我的命把这好孩子换回来就好了!’她顿顿手中的拐杖。‘这拐棍就是他回省城给我带来的，说碰到我时发现那根烂了，不好用，怕我跌倒摔着了!’

　　2005年一天深夜，小岗突降暴雨。困难户徐庆山突然听见有人喊门。探头一看，光着脚的沈浩满腿烂泥、浑身透湿站在门外。原来沈浩担心徐庆山住的房子是危房，经不起狂风暴雨，帮他找好临时居所后，连夜来喊他立即搬过去。

　　严俊昌说：‘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

　　造成沈浩悲剧的原因，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在主要问题上实现：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他渴望通过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带领小岗村贫穷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和理想，不仅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还要被迫违心的不得不为资本所需要的“土地流转”、“公司+农户”等忍辱负重，劳累奔波。渴望实现愿望和理想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压抑痛苦的悲凉心情无处倾诉，和新生资本家在谈判桌上的周旋、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酒桌上的过量应酬，被人间佳酿焚毁了他45岁的生命之花，11月5日晚上睡下去睡着了，但却是永远地睡着了，再也醒不来了!沈浩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人，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睡梦中带着他不能实现小岗村贫穷农民们“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的壮志夙愿、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万分的无奈去了，睡梦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寄托他的美好愿望和理想的私欲泛滥成灾的世界，睡梦中悄然无声地离开他为实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和理想进行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特色混沌的世界，睡梦中悄不言声地离开了他90多岁的老母亲和妻子女儿等亲人们生存的世界!沈浩走的突然，为他的亲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沉痛和哀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沈浩走了，中国少了一个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沈浩走了，他是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反动腐朽信条害死的!

附：“逃春荒”的前世今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73220a0101jpxt.html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花鼓夫妻没得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相信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都听过这首凤阳花鼓；我小时候，也见过自称凤阳人的乞讨者。可是，几十年来，我一直纳闷：中国如此之大，为什么乞讨的多半是安徽人呢？今天，我查找了一些资料，才基本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在明朱皇帝时代，凤阳真是十年九荒吗？请看这些史料：“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永不课征。”(《凤阳新书．帝语》)“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明实录·太祖实录》)“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明史．太祖本纪三》)显然，凤阳作为朱皇帝的汤沐邑，朱皇帝是关爱呵护有加的，《凤阳新书》等记载，朱元璋不只一次以皇帝的口气、乡亲的情愫对乡人说：“你们在家乡，有福的去做父母官，无福的就给我看守陵墓，种田的不要你们交租税，年老的只管逍遥自在地吃酒。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就唱着过吧!”

那时候，凤阳人是这样“说凤阳”的：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

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翔，

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将。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

凤阳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荡，

不服徭役不纳粮，淮河两岸喜洋洋。

可见，凤阳本来确实就是个好地方，至于那首花鼓调，那完全是政敌的阴谋。据史料记载，河南杞县人李岩，虽举人出身，然其在朝任兵部尚书的父亲李精白与阉党魏忠贤有瓜葛而被诛，这使得他在县乡遭受鄙薄，本人又因案下狱，两代人的仇恨使他誓与朱明王朝不共戴天，归顺李自成之后，即劝李“收人心以图大事”，并编写各种谣谚丑化朱氏王朝，挑选能说会唱的人扮成商人、流民，奔波城乡，教妇幼传唱，于是，原来的凤阳花鼓词就改成了下面的内容：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花鼓夫妻没得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南京收了走南京，北京收了到北京，

南北二京全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

从这个公案可以看出，文艺永远是路线斗争的武器，为了搞臭政敌，诽谤诬陷乃惯常手段，古人如是，今人也如是。

至于到了清代，在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看来，谩骂朱皇帝的《凤阳歌》正可借来抚慰汉民之心，填堵那些抗清复明的“反贼”之口。于是，在清政府大力策动与强权逼迫下，官府筑戏台，民间摆曲场，九州齐唱《凤阳歌》。

上面的史料告诉我们，《凤阳歌》显然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看来，搞臭一个人也很简单：调动一切媒体，招募大量的水军戏子，再动员若干的无良文人，写一写无中生有的文章，纵然是世界公认的伟人，也可以被泼得满身脏污。

此外，《凤阳歌》的流行还与当地的民风有关。

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情结，但是，并非每一个地方的民众都安土重迁，凤阳人流浪乞讨，有生活困顿的原因，但是，也有地域文化的因素。

据清代史学家赵翼(常州人)记载：“江苏诸郡，每岁冬，必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间始回。其唱歌则曰：‘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来行乞如故。” 

可见，凤阳乞讨者来江浙逃荒并非全因生计所迫，还有逐利求财的因素，乞讨在他们也是致富之路。对中国文化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特别讲究节操，所谓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但是，凤阳人却不受这些传统价值观的束缚。据前人诗词记录，这些在外乡乞讨的人一旦收入稳定，多半也没有离乡背井的痛苦，有些凤阳人早把他乡当故乡了。有诗为证：  

“秧歌初试内家装，小鼓花腔唱凤阳。”(彭启旭《都门竹枝词》) 

“滚楼一出最多情，花鼓连相又打更。”(杨映昶《都门竹枝词》)

“小儿花鼓凤阳调，士女周遭拍手笑。”(陈于王《都门竹枝词》)

“赛会时光趁踏青，记来妾住凤阳城。秧歌争道鲜花好，肠断咚咚打鼓声。”(李声振《百戏竹枝词》) 

“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孔尚任《平阳竹枝词》)

读这些史料，我对于村支书开“逃春荒”证，有了更深的认识了。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寒冬腊月，或者青黄不接的农闲时候，农民们也都要到集体上工的，他们修水利，编草帘，挖河泥，为农忙做各种准备。尤其是像凤阳这样的淮河流域，更是要大量的人力投入淮河整治和盐碱地改造工作中的（焦裕禄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谁都知道，为集体干活几乎是没有报酬的，而到外地逃荒，既可以逃避集体劳动，又可以填塞自己的腰包，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毛泽东时代，凤阳人拿着逃荒证四处流窜也就不难理解了。以此推断，那个时代给社员开逃荒证恰恰证明了某些基层干部的无能和不作为。凤阳人逃避集体劳动，不肯艰苦创业，而是以乞致富，也体现了皖人身上的劣根——自私利己，因为有这种自私自利之心，也才有了后来小岗村的带头包干。今天，华西村与小岗村的巨大反差，正证明了为公与为私的不同结果。一个有私心的人，一个无能的人，一村尚难以治理，何况一国乎？皖人执政，真让13亿人捏一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