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寿终离去了,带着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光环”走了!翻看百度词条中关于改开后的政坛显耀,他们的简介中大多有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字样,而“残酷迫害”的内容也大多是“五七干校”甚至“下放”劳动等经历,并非遭受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等近年才得以曝光的特色丑闻。
共产党之所以能以唯一执政党的身份为共和国的宪法所确认,最根本的依据应该是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唯如此才能体现最先进的民主。民主是什么?当然是少数服从多说,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在任何国家,劳动者都占绝大多数,而共产党正是应该这绝对多数的利益代表而得以合理合法地,心安理得地坐稳唯一执政党的位置。
代表一方利益,就必须深入了解一方的诉求。执政者如果没有亲身感受,如何会将劳动人民的疾苦挂在心头?如何能真正树立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我们无意于挑剔治国者整天召集达官贵人研究红利该如何创造,他们太忙了,以至于24小时不吃不睡都研究不完繁多的能创造红利的话题。而有关红利如何产生,如何才能做到最大,普通百姓是没有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任志强这些人的超级“智商”和顶级“学识”的,所以,治国者也不会找这些“弱智者”商榷红利之事,因为对创造红利而言,这只能是浪费精力和时间。但是,这就生出了一个问题,就如同狐狸召集狮子老虎研究丛林的发展问题,最后散发的宣传公告却是让驯鹿和山羊们共享发展的红利!当然,鹿和羊在被追逐时,其哀鸣之声绝不会因读红利文件而减轻痛苦!
毛泽东五七年提议创建干部学校,目的就是让那些在机关和办公室坐的时间久了的人抽出一段时间,到农村,到工厂,到基层部队,到最“弱智”的工农兵中间去亲身体验一下,丰富一下这些人作为替人民执政的内在瓤子,以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接地气,以作为他们因“弱智”而需要提携的人民而执政的情感基础,这种出发点犯了什么错呢?毛泽东自己的子女们不也有这样的经历吗?现在全世界的大学生们除了课堂灌输,不都必须有现场实习的死规定吗?当年延安鲁艺学校的艺术家们不是被赶到了基层体验生活之后,才迸发出了真正的艺术灵感吗?不说双庆的三进三同,就是后来不得已的下基层命令不也如出一辙吗?怎么轮到毛泽东提议的事情上,就成了“残酷迫害”了呢?
养尊处优惯了的人是不愿吃苦的,尤其当他们掌握了颐气指使的权利和地位之后。国学大师季羡林不愧曾为堂上贵宾,一句“牛棚”的形象描述道出了那些人的心声:如我等这高贵之身躯参加体力劳动,这跟牛棚里的黄牛的待遇有何区别?季羡林或许也因蹲“牛棚”而失去了个人的很多机会,起码想多睡几个女人的梦想没有达到,若不是“牛棚”的发明者造孽,以自己的地位、才气和经济条件,哪一点会比中央编译局的那位领导,比大连某校长差,自然会有很多红颜主动投怀送抱!如果不被发现,大多数也不会被发现,或者不会被曝光,那么自己那辈子是不是更加风光?
“残酷迫害”和“牛棚”之说让执政者远离了地气,让他们整天“忙活”自己最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最能创造“红利”的事情了。面对今日底层的哀鸣,是否应该反思,是否应该想到,正是那“残酷迫害”之说,“解放”了大多数的执政者,使他们远离了土里土气,让他们有机会谱写了如今响遍祖国大地的“哀鸣”交响乐。如今,他还能自豪地说自己是XXXX的利益代表吗?还能论证清楚宪法中给自己定的合法地位吗?
又一位受过“残酷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走了。不知怎的,1976年痛失三位伟人的沉痛感一丝一毫都找不到,甚至连昆明火车站砍杀事件发生时的那份感觉都没有,为什么?说不清楚,也不敢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