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彭万俟轩

在亿万民众纪念伟人诞辰122周年之际，笔者想就此机会说一说权贵精英心中的伟人——总设计师邓●●（敏感词汇，用●代替）。伟人的大事要事早被御用文人们说尽，干脆就说些生活中的小事吧！

众所周知，亿万民众心目中的伟人毛主席，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只要有一点空闲都会手不释卷，无论在家还是出差，总是书不离手，有时甚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权贵们心目中的邓伟人也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打牌。

邓伟人打牌绝非常人可比，不仅牌技高超，而且精力过人。过去笔者对此不以为然，直到笔者看到邓伟人当年的牌友王大明撰写的一篇回忆录时，才真正心悦诚服。王大明说，邓伟人打牌的时间很固定，基本是周三、周六、周日，而且雷打不动。周三和周六一般从晚上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周日从下午3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

笔者初步计算一下，一周打牌时间28个小时。按八小时工作制，足足三天半。另外，邓伟人不仅牌技高超，而且牌瘾特大，饭可以晚吃，工作可以不干，会可以不开，牌是必须要打的。有时出差在外，还要带着牌友大过牌瘾。

王大明还揭秘说：“1964年，有一次●●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看了王大明的回忆，笔者突然冒出几点不成敬意的疑虑。

第一个疑虑是邓伟人的精力令人怀疑。打牌打到夜里三点，第二天还要不要干活？连续12个小时彻夜鏖战，白天如何领导书记处指导全国工作？须知，那时候的邓伟人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啊。出差时晚上彻夜不眠，天明还能爬起来参观和视察吗？要知道，1964年的邓伟人已经年过六旬，他真有这么大精力吗？

第二个疑虑就是费用从何而出？邓伟人出差要带着牌友，人们想知道的是，这些牌友是以什么名义跟去的？王大明的回忆中让人们清楚的看到，牌友跟随纯属私事，与工作屁的关系没有。既然如此，这些牌友游山玩水、吃喝拉撒睡的费用都由谁来出？记得当年毛主席下去视察，听说随从收了主人礼物，不仅严厉予以批评，还当场掏腰包为这些人支付了礼品钱。所以人们有理由知道，●●出差时，跟随牌友们的开销，是邓伟人本人支付，还是花纳税人的钱？

由此，笔者还想到邓伟人的几件生活小事。一是文革期间复出后的一次出差，主人问上什么酒，他说“还是上茅台吧！”接着又得意地说：“我在江西时都没断过茅台酒。”二是出差到宁夏，点名要吃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娃娃鱼”。三是邓伟人最后一次复出关于开会招待问题的指示。主席在世时，与会人员喝茶是要付钱的。在主席住处开会，夜深时主席便安排每人一碗面条，费用由自己出。邓伟人上台后很不高兴：“开会喝茶都要收费，太过分了！”从此，不仅喝茶不收费，连饭钱都免了，还美其名曰“工作餐”。

把这几件事情联系起来，我突然发现，如今官场上的奢靡之风，原来就是从邓大人开始的。

邓大人出差带着牌友，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假公济私，公款私用，实际上大开“公款旅游”之先河。几十年来，特色社会的官员们，借开会学习为名，跑完省内跑省外，跑遍中国跑外国，这都是跟着邓大人学来的。

邓大人出差要喝茅台酒，吸烟要吸高档烟，也为后人做了典范。如今的权贵们不仅喜欢喝茅台喝五粮液，还喜欢喝法国人头马。不仅喜欢吸九五之尊，还喜欢吸数千元一条的黄鹤楼，档次越高越能显示身份，这也是邓大人传下来的。

邓大人斥责开会喝茶收费太过分，从此开会都有工作餐了。对此，权贵们举双手赞成。于是，一级级政府和部门，一级级党委和单位，早中晚餐都在单位吃了，说是为了工作方便。后来还出台规定，什么样的级别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地位越高规格越高，吃喝风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邓大人喜欢打牌，结果带出成千上万红色接班人。如今的官场权贵们人人喜欢打“掼蛋”，出差都要凑够四个人，不能三缺一；开会也要留下足够时间，让与会人员过足瘾。你们看，官场的牌迷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比起当年的邓大人，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推而广之，如今的官场私事公办蔚然成风，公款消费愈演愈烈：诸如公款旅游，公款招待，公款美容，公款嫖娼、公款出国，公款……甚至包二奶都用公款支付。笔者说如今官场奢靡之风都是邓大人传下来的，冤枉他了吗？

附：牌友揭秘邓●●打牌

口述/ 王大明  整理/ 汪文庆 刘一丁

当时打牌一般都在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建立的，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活动场所，人们习惯称之为“养蜂夹道”。

●●同志钟爱桥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一生和很多人打过桥牌，但相对固定、经常一起打牌的搭档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张致祥，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王大明(本文作者)。知道这个的人也不少。近年来有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写得不错，但也有的很不严肃，甚至是胡编乱造，比如说打牌时牌友们故意让着●●同志，●●同志打输了钻桌子。

王大明曾和●●同志警卫秘书张宝忠专门谈起这事，两个人都感叹，文章怎么能这样写呢？老爷子打牌哪钻过桌子啊！实在是太过分了。本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这位可敬、可亲的牌友邓●●。“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桥牌是一项高级扑克游戏，现在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体育运动。

不过，新中国成立前打桥牌的人很少，据我了解，仅仅局限于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比如大学教授、记者、医生、工程师。我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主要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用来做掩护。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几个同事，包括王汉斌，也喜欢打桥牌。他们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学会的。●●同志是什么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他从来没有讲过，我也说不太准，听说是195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四川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战役的时候，●●同志也经常打牌，不过打的还不是桥牌，是“打百分”之类的。

1961年●●同志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休息的时候想玩一玩，就让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人和他打桥牌，刘仁就找了王汉斌，王汉斌就约我一起去。一见面●●同志就问我们的名字，然后就说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长期就这么叫了。接着我们就坐下来开始打牌。我当时就是个北京市委的中层干部，觉得这么大的领导，年纪也挺大的，开始有点儿紧张，可是打着打着就不紧张了。

据我知道，在这之前，●●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断了，没有别的活动就打桥牌。●●同志打桥牌固定的对家是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张致祥，陪他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王汉斌和我去了之后，●●同志就老找我们，开始的时候他的对家还是张致祥。我们跟张致祥也打了一段时间。

后来，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推荐了当时在铁道部工作的丁关根，说他桥牌水平较高。●●同志把他找来，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来●●同志比较固定的对家是丁关根。

如果来的人不齐，我和王汉斌也跟●●同志打过对家。为了人多一点好轮换，后来又陆续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但是比我们去的次数都少得多。或者我们有事，或者人不够的时候他们上过场。●●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计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差的人打。

另外，固定的搭档比较熟了，所以●●同志也愿意我们经常去。周总理给我支招，说的都是内行话。当时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建立的，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活动场所，人们习惯称它为“养蜂夹道”。

当时在养蜂夹道看打桥牌的领导干部不少，我们戏称为“歪脖子”。有一些人还很上瘾，本来我都不怎么认识，后来熟了，我记得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看的时间特别长，一直陪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正打着呢，周恩来总理来了，找●●同志商量事。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说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会被整得那么惨。

1973年，●●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

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是名誉主任。邓●●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同志第三次复出。

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

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同志家里。到了●●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同志家打牌。“文化大革命”后，●●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

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再往后到1990年代，●●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

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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