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江之诚 ：新中国的历史统一性作者：国际关系学者郑文明
新中国的历史统一性
——基于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
作者：江之诚
组编：郑文明
新中国的历史统一性在人民主体实践层面是没有疑问的，盖因在人民主体实践层面中国任何时期的历史都具备历史统一性，也即中国人民主体实践的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否定的也不应否定的。抑或说中国人民主体实践必然是连续性的不能也无法割裂的且必须予以面对。新中国人民主体实践的战略载体就是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
然对具体的某些方面，比如历史战略实践层面必须对其做出全面深刻的反思，历史才能在“不贰过”的前提下向前发展。所谓“不贰过”即为解决新中国历史统一性范畴的“邓小平问题”和现实发展方向问题。
此种历史反思实质上是三个层面内涵的辩证统合。一是历史战略实践本身的彻底反思，以吸取经验教训。二是把这种反思和人民主体实践进行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对接，而不是仅限于抽象进行横向割裂。三是对历史反思必须立基于现实基础和历史未来，也即不能脱离现实进行纵向割裂。
本文就是基于此三个层面在多层次对新中国历史战略实践层面的历史进行全面反思，并在历史现实之”横向联结-纵向连贯“的基础上论述新中国历史统一性。
本文内容分为四节。第一节基本内容是理论判断前提，主要为达成共识确立理论判断前提和思想基础。第二节基本内容为论述毛泽东思想2.0之历史必然性，主要为达成共识确立历史判断前提。第三节基本内容为以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之人民主体实践进程为基础论述新中国历史统一性，主要为达成共识确立新中国历史战略实践及现实判断前提。另在相关部分糅合现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相关历史阶段的逻辑对比，为历史战略实践层面的论述做必要补充。第四节基本内容主要是体制外人民派在历史共识、理论共识和战略实践共识前提下的具体战略选择框架及重点。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毛泽东思想1.0之武化易道战略体历史阶段结束，毛泽东思想2.0文武易道战略体历史时代开启。
第一节 理论判断前提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即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战略问题本质上是实践问题，战略逻辑本质上是实践逻辑。人民派分化的现实除了个人层面的因素外，对历史战略逻辑和现实战略逻辑的认知分歧是根本原因。故在具体分析形势之前，有必要厘清和说明本文的基本战略实践理论依据。
此战略实践理论依据主要在笔者的《学问论》、《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温战论》、《论毛泽东“人民战略经济学”》、《中国人民信息世界精神战争大战略框架》等文中。主要厘清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关系、战略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经济战争和资本本质等问题。现就战略性“理论判断”层面简要说明之。
理论判断之一：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之间不能“直接对接”，需要在“系统调查研究”和“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中进行“实践性-创造性”转化才可对接。否则必犯理论教条主义错误。
理论判断之二：共产主义的历史方向乃人间正道，马克思的贡献主要在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理论体系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路径及最终目标之间仍有很大距离。故“理论决定论”是唯心的错误的，没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理论判断之三：意识形态本质是政治战略实践之话语体系和运作平台，意识形态需要在战略实践体系下才能真正发挥战略作用。没有战略实践体系的依托和支撑，单纯意识形态只能在理论实践层面和学术舆论层面发挥作用。故“意识形态决定论”是唯心的错误的，没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理论判断之四：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预言之“永久和平新世界”在技术经济发展推动和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反面历史经验警示下日趋成为“世界人心”。中国整体实力和科技创造力支撑下的积极防御战略，以中俄战略联盟为核心的亚欧板块整合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石。尤其对广土众民文史幽远的中国，在长期宇观战略形势居于弱势的前提下进行“封闭式体系对抗”操作难撑久远。“四个全面战略”只能在邓式改革的历史现实基础上进行“战略转变”和“加速拐大弯”。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逻辑必然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逻辑框架”。在此前提下，战略实践视域“市场-资本”本质即为全球资源支配和运作的“现实平台”，不可回避且必须辩证面对。以金融战争为核心的“经济战争”成为主要的“实践样式”，当前主要宇观宏观经济战场仍然是经济战场的主战场和相当长时期内无可避免的主要“战略实践路径”。
理论判断之五：由上，本文的话语体系皆为实践体系之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之话语体系，非马克思和西式“文本理论话语体系”。
理论判断共识主要排除因“思维站位”因素导致的认知和沟通问题障碍。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2.0之历史必然性
研判中国的宏观形势必须放在中国世界之纵横历史战略时空中考察，确定相关中国历史基本演变规律。
一、历史战略实践基本规律
中国历史规律之一：基本历史框架规律，即整体战略框架下的内外互动规律。
在历史动态时空中，中国宏观宇观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动的。中国内外互动的关键战略要素为国内力量的整合度、国家战略操盘能力水平和国际形势格局及演变趋势等。中国国内力量的整合度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宏观治理体系三个关键因素。国家战略操盘能力水平主要决定因素主要是战略操盘者的多维一线战略实践及其战略智囊团的综合水平能力及两个在战略决策机制下的协作整合程度。国际形势格局及演变趋势主要是关联对称性战略威胁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前两者构成中国内部力量，后者为中国外部力量。确立在生产方式和科技力基础上以军事战争体系为核心的战略体系起着直接决定性作用，战略体系对抗产生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宏观宇观的内外边界。所谓“内外互动边界”要避免用静态机械以及理论意识形态思维进行思考分析，否则必然陷入唯心主义及相对主义陷阱实质上脱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战略操盘者之战略能力水平起着决定性主导性作用，其他内外客观因素统合起着基础性现实性作用。前者为阳，后者为阴。当综合内外力量对比为正时，中国内部整固发展且对外部战略威胁力量起着分化打击驱赶的作用，从而具备足够充裕的中国生存发展之历史战略时空。当综合内外力量对比为负时，中国内部必然陷入分裂动乱萎缩趋势甚至灭亡。进一步，客观力量对比和战略操盘能力水平深刻影响中国宏观的整合程度和治理体系运作机制。
毛主席说“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自身的斗争方式和组组方式”。这个“自身”即指实践主体，可以是游击队，可以是野战军，可以是方面军，也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家联盟，也可以是人类，依据形势调适自身之“活法”。或曰“形势比人强”，概无例外，历史及当下中国亦然。
此为判断宏观形势的基本历史框架规律。
二、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战略目标
中国历史规律之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大战略转变。
所谓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大战略转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中国必须完成生产方式由离散生态农业向社会化工业转变，此转变的前提是中国的政治独立为工业化的创生发展提供必要历史战略时空。第二方面，中国必须在工业化基础上，在宇观战略时空由原本“周边-亚洲”体系走向全球体系，也即在全球范围内谋求生存发展所需的资源物质基础和发展战略时空。第三方面，中国必须在全球化工业化基础上建构和完善中国的全球战略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处理好全球融合和独立自主之间的辩证实践关系。显然全球化协作工业大生产方式和科技进步对中国战略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起着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尤其体现在内外联结的系统性紧密性时效性起着全面深刻的影响。此为判断宏观形势的时代性生产力之大战略转变框架，规定了中国大战略转变的历史战略目标。
三、中国近现代历史战略总目标之基本前提之实现路径
中国历史规律之三：大战略转变之历史前提，暨近现代中国由被动融入到自主融入的根本历史前提及必然历史战略路径。
自西元1840年以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就开始大战略转变的具体战略路径和方式的艰难实践探索。以西元1935年遵义会议为界分为两大阶段，之前中国都是被动联结全球体系，之后在毛泽东战略实践体系框架内中国开始自主地主动地在“全球体系-基本历史框架”内谋划大战略转变框架并安置中国宏观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1、被动联结全球体系阶段，本质是在基本历史框架内面对负综合内外力量对比的被动战略应对。
第一波为传统农民起义模式，以传统道佛糅合为本质特征的意识形态为组织整合内部力量框架，包括为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等。
第二波为西化农民起义模式，以拜上帝教这一基督教中国化为本质特征的意识形态为组织整合内部力量框架，此即太平天国起义。
第三波为君主立宪制改良模式，即集权本位制框架内的开明封建自救运动，以借鉴英国的宪政为意识形态之组织整合内部高层力量框架，此即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
第四波为农民阶级为核心“民族起义”模式，以“扶清灭洋”为意识形态组织整合内部力量框架，此即义和团运动。
第五波为资产阶级革命模式，以中国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力量为资源阶级基础，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之旧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组织整合内部力量，包括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革命时代和蒋介石统治时代。
第六波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马列主义”革命模式，以“新三民主义-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组织整合内部力量框架。此即北伐战争也即大革命阶段和遵义会议前土地革命阶段。
此阶段，农民阶级参与了第一、二、四、六波的革命运动，封建开明势力参与了第三波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参与了第五、六波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第六波革命运动。
确立在农业生产方式的传统意识形态框架下（中儒）的革命运动基本失败，确立在工业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框架下（中式西儒）的革命运动取得了局部性阶段性成功，确立在工业生产方式的“被指导”之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马儒）取得了局部性阶段性成功。
宏观战略视域，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宏观政治战略实践框架下的话语体系和运作平台，决定了内部力量的组织整合的“边界-范围-形式”，也即决定了内部力量的组织整合的质量。量即为组织整合之范围边界，质即为组织整合之具体运作形式。此阶段革命实践的探索进程，一方面表现为内部力量组织整合的范围边界的逐步延展扩大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内部力量组织整合的组织程度的逐步提高的过程，又一方面表现为革命的目标逐步清晰聚焦的过程。意识形态框架组织整合的内部力量是基础性，是为阴。但是若光有阴没有自主自强的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核心之战略指导体系的阳的主导，革命成功只有理论现实可能性而没有现实必然性。现实必然性的革命成功模式之内在逻辑关系为毛泽东战略指导体系-马克思意识形态框架-人民战争模式-易道战略体。
2、自主联结全球体系阶段，本质是在基本历史框架内面对负力量对比的主动自觉的中国人民之易道战略体实践。
中国人民革命之易道战略体的建构的核心本质是战略操盘者毛泽东的智能贮备和实践探索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
（1）第一阶段毛泽东“个人文化革命”阶段。
此阶段奠定了毛泽东作为战略操盘者的体格精神智能的内在主体基础，是毛泽东自觉自强的身心智能修炼的理论实践淬炼过程。在革命基本力量方面主要是“民众的大联合”和自觉预置地进行农民运动的调研实践；在知识智能方面主要是哲学思想（老子）军事战略思想的掌握（孙子兵法）、近代也即被动联结全球体系阶段的中国自救自强的正反历史实践经验的吸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在体格精神方面主要是胆略意志的锤炼，包括农业体力劳动、学校身体锻炼、军营士兵生涯，并在成功处理3000军阀混战残兵的军事实战中初露锋芒；在组织能力方面接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组建革命领导力量，并在先期的社会活动、工运和国民党宣传代理部长等一线战略实践中锻炼了自身的政治实践和组组领导能力。至此，毛泽东业已成为政治家和战略家。
（2）第二阶段武化易道战略体之建构阶段，也即“军内文化革命阶段”。
正是有了第一阶段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基础，才让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先期挫败后自觉果断地正确地解决了战略转变和战略方向问题，并在武化易道战略体框架内基于地缘战略坚定主动毫不犹豫地拥抱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农民阶级。文家市转兵后，历经三湾改编、井冈山的斗争、出击赣南闽西到古田会议，确立了武化易道战略体，创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建军的治军模式、思想建党的治党模式（井冈山道路-古田模式）和初步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体系。毛泽东武化易道战略体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经受了力量对比悬殊的残酷战争考验，并系统锤炼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体系。此阶段战略战术的基本内容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抄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另一重要方面是以战争为核心目标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根据地人力物力的组织动员体系，此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创造性转化，在军事战略视域即为“战场建设”其本质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之“物力-地缘-人力”的战略支撑体系。期间，毛泽东以持续胜利之军事战略实践在政治家战略家基础上成长为军事家。期间，毛泽东易道战略体的人民战争模式被中央推广到各根据地，尤其是“古田模式”被部分融入积淀到各方面军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和组组体系中。
（3）第三阶段遵义会议~抗美援朝战争阶段，也即“党内文化革命阶段”，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易道战略体。
鉴于直接由战争生死威胁生存需要和间接由正反战争实践经验体悟，尤其是毛泽东的长征途中精心阳谋运筹和组组化政治操作，自遵义会议开始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操盘者地位。古田模式的部分融入积淀正是毛泽东克服张国焘路线和整合全军的实践基础和政治组织基础。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红大抗大全覆盖地培训了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领导群体和骨干力量，其基本内容即为毛泽东江西创建的武化易道战略体。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理论和政治战略理论的系统创建，为延安整风运动全面整合党完成“党内文化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由于组组的膨胀和实践进程的推进，延安整风后又进行了连贯性间歇性的整党整军运动，各战略方面即根据地也进行了局部创造性的整党整军运动。在党内文化革命的基础上，一方面毛泽东从军事战略领导者转变为“思想理论-政治组织-军事战略”之大战略领导者，另一方面毛泽东培育的中国革命易道战略体主要通过战略领导群体之战略桥梁稳步地复制到全国范围和国际战争战场，分别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掌控大战略层面并进行整体革命形势驾驭，战略领导群体对大战略下各层次（主要是具体战略和战役层次）之实践理论进行创造性实践性充实完善，广大革命骨干和战斗员在战斗技术层次进行实践性创造。前者为毛泽东思想战略指导体系，后者为“集体智慧结晶”，两者虽属不同层次但在革命实践进程中统合为毛泽东思想1.0之易道战略体。前者为主导为阳，后者是基础为阴。至此，毛泽东思想1.0即武化大革命阶段基本结束，并在此基础上向毛泽东思想2.0进行理论实践和治理实践的战略转变和实质建构。
（4）第四阶段：抗美援朝战争~1976，“国内文化大革命阶段”。即指围绕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的实践进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思想建党-人民建政-文化建国”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其理论结晶即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详见后文。
四、中国近现代大战略转变的全面实践历史战略路径
历史规律之四：大战略转变全面实践之历史战略路径，暨毛泽东思想2.0战略实践体系创造性建构进程。
一方面历史发展总是按照现实力量结构的历史战略逻辑前进，一方面历史战略主体及基本力量的思维思想主导实践进程突显绝对客观性，两方面在历史战略实践进程中辩证统合为具体的现实历史进程。
在毛泽东思想1.0战略实践体系框架下，中国完成了时代性生产力大战略转变的政治独立任务之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在完成了战后恢复和抗美援朝战争后，毛泽东思想2.0战略实践体系全面铺开。
毛泽东思想2.0战略实践框架体系，本质上乃中国战略操盘者毛泽东依据毛泽东战略思想在新战略主体、实践对象和历史时空的创造性实践运用延展总结提升，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基础上的实践性自然延续。
毛泽东2.0战略实践框架体系是在“自主创新-国际引进”辩证统合的中国工业化经济战略实施之物质资源技术基础上，建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人民建政-文化建国-自主技术-资源生态-工业经济-文武治世”的中国人民之“文武易道战略体”。即由毛泽东思想1.0的“宏观武化大革命”之宏观武化易道战略体，整固升华为毛泽东思想2.0的“宏观‘文’化大革命-宇观文武大革命”之宇观宏观“文武易道战略体”。前者简称毛泽东思想1.0之宏观武化易道战略体，后者简称毛泽东思想2.0之宇观宏观文武易道战略体。
毛泽东思想1.0战略实践体系和毛泽东思想2.0战略实践体系间存在“内在战略逻辑一致性-实质内涵延续性-具体内容延展性”之辩证统合关系。毛泽东思想2.0战略实践体系是毛泽东作为成熟成功的“思想家-战略家-政治家”在新历史进程的战略实践领域的系统性实践创造。故毛泽东的历史战略实践和一般意义上邓三科框架下所谓“实践探索”根本是两码事，作为决定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历史战略实践的探索试错成本实为不可承受之重岂能“举重若轻”般儿戏。前者是毛泽东基于战略哲学思维框架下依据历史战略逻辑和实践本质把握的自觉自主的战略性实践范畴的系统性实践创造，后者是基于非战略哲学思想框架下经验感性的被动的非战略实践范畴的临时应对（所谓谋略层次即此）。前者具备基本的战略主动权和完全的战役主动权，后者基本不具备战略主动权和间或具备战役主导权。前者战略性实践具备“预见性-主动性-整体性-连贯性”，后者非战略性实践仅为“反应性-被动性-断续性-割裂性”。
毛泽东思想2.0之宇观宏观易道战略体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对毛泽东思想1.0相应部分的基本继承和适度发展，继承内涵主要表现为“为人民服务”之党性人民性的统一和“政治生命线”的坚持等，发展内涵主要在建党范畴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建军范畴之军队现代化建设上。“人民建政”是由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正反实践经验总结提升基础发展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的人民政权建设，具体运作机制“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集中制”在新阶段的实践发展，人民建政内涵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等方面。“文化建国”是确立大众民主（人民民主）的主观思想前提，故“全国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个人文化革命-军内文化革命-党内文化革命”的历史战略逻辑的必然发展。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思想领域的儒教意识形态体系（中儒）、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西儒）及两者的勾连融合意识形态体系（中式西儒）。“中式西儒”分蘖出“中式西儒美儒-中式西儒马儒-汉奸文化”三个基本部分。至于“世界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毛泽东思想3.0的实质内容，次要为毛泽东思想2.0的“文武治世”相应部分。“文武治世”也即宇观文武大革命，本质为毛泽东思想1.0在宇观时空之实践性延展，内涵为“谋形造势-伐谋攻心”整体连贯地建构“中国宇观全球战略实践框架体系”。“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人民建政--自主技术-文化建国-宏观资源生态”合称“宏观‘文’化大革命”，“文武治世”和“宇观资源生态”合称“宇观文武大革命”，两者统合为毛泽东思想2.0战略框架体系。
毛泽东思想2.0战略框架体系是基本历史框架规律和中国历史大战略转变实质内涵的具体体现，保持了中华文明文化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宇观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统一性协调性。
毛泽东思想2.0的战略实践体系一如毛泽东思想1.0战略实践体系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宇观文武大革命实践领域，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和立身于“五常”成为世界第三极和“三个世界理论”为实践性理论标志。中国基本全球性整合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并以一系列边界战争胜利稳固了周边地区，同时自主地成功地打开西方世界大门进入整体性“联结统合”西方世界的阶段。在宏观文化大革命实践领域，毛主席充分利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杠杆”以极高的性价比一次性地获取了苏联的156个工业化项目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此为第一阶段。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即是从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开始全面独立自主的科技革命和工业化阶段，至70年代中国的自主技术体系开始取得规模化效应，也即自主创造的技术体系呈现系统性整体突破态势并极大地拉近与西方世界的技术差距甚至完成了局部的赶超。在规模化自主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结构完成布局合理的中国工业化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三线建设体系。其中，三线建设体系是为中国应对“核战-三战”的战场建设体系，为中国在工业化战争的安全奠定不败基础堪称中国工业化文明时代之“新万里长城”。在文化建国战略实践方面建构了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文武结合的国民教育体系，内涵“扫盲运动-劳动学校-民兵体系-大学教育改革-研究机构整合-高精尖科技集成攻关”。在国民福利保障方面，在建立适应当时物质技术文化基本国情的“国有-集体-个人”三级所有制基础上，建构了“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体系奠定了“人口红利-人才优势”基础。
近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思想2.0战略实践框架体系的成功实践，中国在“技术-经济-国防-军事-文化-资源-国际”等方面积聚了稳固强大的“势-能”，为中国人民和邓小平执政留下了全面丰厚的历史战略遗产。
在历史战略层面，可借用老非的邓范式、后邓范式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毛泽东思想2.0可称为毛范式。毛范式即毛泽东思想2.0战略实践框架体系。邓范式基本战略内涵为政权稳定连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步走战略”，其战略定位为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下立足“一席之地”，战术操作基本框架为“模论-不争论-技术换市场-渐进开放”，其意识形态框架为马克思主义框架（马儒）。后邓范式启自“95央行法”为确立标志，以“新四化”即“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公权私有化”为基本战略框架，战术操作基本框架为“美国样板思维”之国际接轨，经济领域基本为彻底的“私有化-资本化-货币化-国际化”战略，其意识形态框架为美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及依附其之新儒教势力即“中式西儒”框架。
进一步，在历史战略范式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应性，毛范式-毛思框架，邓范式-马儒框架，后邓范式中式西儒框架（中式西儒和汉奸文化）。按照前文的中国宏观历史规律三，后邓范式-中式西儒框架，基本对应蒋介石时代，尽管形式不同但实质沦为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殖民地；邓范式-马儒框架对应被动联结全球体系阶段第六波即遵义会议前共产党革命运动（典型为王明路线），尽管实践形式和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在历史战略实践逻辑框架下取得了基本相同的战略实践结果，也即两者在历史战略逻辑内在逻辑存在一直性。邓范式主要代表是马儒框架下邓特色系，后邓范式主要代表中式西儒框架下胡赵朱温线，后邓范式实质上是美国等西资的同盟者和代理人。
再进一步，“毛范式-邓范式后-邓范式”在前文宏观历史规律一和历史规律二的框架内，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也即在历史战略逻辑和时代性战略实践目标统合层面，三者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前段时间所谓“毛邓合”，只有在此历史战略逻辑和时代性战略实践目标统合层面也即在历史战略实践逻辑框架层面才能得到历史逻辑一致性的合理解释，在其他任何层面比如政治经济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都不可能实质同一。
由此可知，中国宏观历史规律的逻辑层次结构为：基本历史规律框架-时代性大战略转变-大战略转变历史前提-大战略转变全面实践之历史战略路径。
基本历史规律框架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各层级战略主体之历史战略实践；时代性大战略转变规定了现阶段中国的基本战略目标任务；大战略转变历史前提是毛泽东在吸收了自西元1840年以来正反历史战略实践经验，并实践性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聚合革命领导阶层和组组基本革命力量，在毛泽东思想1.0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下成功实现的。大战略转变的历史战略路径之毛泽东思想1.0之“武化易道战略体”业已成为历史定论，大战略转变全面实践的历史战略路径之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的本真认知尚未得到基本共识，甚至在中国人民派内部对此也没有在系统清晰认知基础上的共识。历史随着时间的积淀往往比较清晰，但是短近历史因绝大多数主体缺乏战略哲学思维基本不能形成准确到位的事先预判，又无法经过历史战略逻辑层面的本真解读和正反实践经验的事后验证。宏观宇观的历史视域的主体认知前提是具备足够的哲学思维抓住事物本质和具备战略逻辑思维框架。马克思所谓“历史和逻辑一致性”，在宏观宇观层面实质是历史进程和历史战略逻辑的一致性。
至此在“历史现实战略逻辑”层面系统论证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发展也即毛泽东思想2.0的历史必然性，是为阴。笔者曾在《中国人民信息世界精神战争之大战略框架》一文中，从“历史文化战略逻辑”层面系统论证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发展也即毛泽东思想2.0的历史必然性，是为阳。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其发展不但是融汇“古今中外”精髓之时代精神的精华，更是中国历史现实的必然选择。判断思想体系是否是时代精神精华，主要是实践层面之历史战略目标完成度，次要为理论层面的“道性-哲学-逻辑”要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其发展是“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历史现实必然性”，主要也在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战略任务，其中毛泽东思想1.0之“武化易道战略体”完成了实现“中国大战略转变历史前提”的历史战略任务，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完成了实现“大战略转变全面实践之阶段性”的历史战略任务。历史反面经验充分证明，“中儒-西儒-马儒”都不具备完成中国历史战略任务的基本要求，但是“基本历史框架规律”和“时代性大战略转变”的客观必然前提也即中华文明文化的存亡续绝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问题仍然将在宇观资本丛林时代长期存在。由上正反两方面辩证统合决定了毛泽东式道路的必然长期存在也即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式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客观上要求随着历史实践的进展必然要求毛泽东思想体系得到继承和发展。继承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和精神，即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之“战略思想方法论体系”之内核和“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发展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战略层面的“实践性创造性应用”和形成“实践性理论创生”思想体系。
毛泽东思想1.0之“武化易道战略体”和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即是毛泽东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为解决不同历史战略目标的理论实践体系。现在中国需要做的即是在新历史阶段归正并重启毛泽东式道路，并在新历史阶段和实践领域系统性实践性“补充-充实-提高-完善”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
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历来官方“文本毛泽东者”提出了所谓毛泽东思想基本内涵之“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其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逻辑和理论逻辑基础上，实质并非“全真毛泽东思想”之易道战略体核心内涵。全真毛泽东思想之易道战略体之核心内涵，本质即为毛泽东“战略思想方法论体系”，此笔者在《论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中业已阐明，此不复赘述。
综上，在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框架下走毛泽东式道路之“宏观‘文’化大革命-宇观文武大革命”乃历史之必然，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现实结论。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2.0之历史战略进程的统一性
毛泽东思想2.0之历史必然性主要由基本历史框架规律、大历史逻辑和中国历史战略层面的必然战略选择决定的。
在毛泽东思想2.0历史必然性基础上，继续在人民主体实践、现实横向联结和历史纵向发展的历史反思框架下，以毛泽东思想2.0之易道战略体之具体历史进程及其“现实性-历史性”战略实践关联说明新中国历史的统一性。
一、新中国毛泽东思想2.0之易道战略体之三大历史阶段
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的历史战略实践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
1、历史阶段一：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基本内涵此不复述，现主要就历史连贯性角度做进一步说明。
毛主席业已计算到，由于存在年龄关系（主要是邓），在毛泽东创立的民主政治体制下他身后邓必然上台，故其重点是谋划预置邓后的战略布局，故其在文革框架下“撒下龙种”让其在“广阔天地-大风大浪”中成长，加之邓正反（主要是反面）历史战略实践的对比，期待邓后进行“战略再转变”回归正道。故总体上，毛主席的“文革”（狭义）战略胜利，战役提前，战术有误。此详细论述可参见《论毛泽东“人民战略经济学”》相关内容。
此阶段之“宇观文武大革命”之“宇观武化战场”之中国宇观“政治军事”革命基本成功，以确立中国世界三极地位为标志，创立了中国全球战略体系，为宇观文化战场之宇观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和战略支撑。
此阶段之“宇观文武大革命”之“宇观文化战场”之中国宇观“经济文化”革命，主要是作为此阶段之战略重点之政治军事革命之战略目标服务的，但是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下一阶段针对世界经济文化重心的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之开放交流革命，必然成为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之历史战略逻辑的必然延展。
邓小平对此历史战略逻辑的延展趋势和方向是清楚的，但是由于毛主席没有留下正式的毛泽东思想2.0的相关战略文本，毛泽东身后历史战略逻辑的偏向退化甚至逆反就更不可避免。中国历史战略实践层面之基本历史框架规律视域，必然由毛主席亲自操作的毛泽东思想2.0文武易道战略体的“自觉-自主”阶段，转向由非毛主席操作的毛泽东思想2.0文武易道战略体的“自在-异化”阶段。所谓自在异化，即指在历史战略层面必将受到基本历史框架规律的制约限制和惩罚。
2、历史阶段二：邓小平时代。
前文可知，邓在国内完成国内政治上位后，就实质在“马儒框架”下展开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的“自在-异化”之历史战略实践。
邓战略的核心是政权延续底线和在此底线基础上的稳定战略，此为其主要正面历史战略实践意义。缺乏全球战略体系建构的理念和能力是邓战略异化的集中体现，在基本历史框架规律作用下此全面深刻地决定了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生态和治理结果。
虽如此，邓战略坚持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的必然历史逻辑方向的战略决心和勇气，仍然值得肯定。其在面对西方世界的战略互动中的反面教训客观上也是必须正视并充分吸取的。
主要由于毛主席基于大历史逻辑的战略布局和毛泽东时代的综合势能惯性，次要由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后邓时代的历次匡正和人民的觉醒，又次由于邓战略的历史战略代价仍然没有超越中国综合体量潜能的承受边界，最后由于战略周期的时空制约。此综合因素导致18大前虽然中国深陷战略陷阱处于战略危机边缘，当是历史仍然留给中国进行战略再转变的一定战略空间和时空条件。
但是，主要由于邓战略受到基本历史框架规律的惩罚，又次由于美国基于针对中国的牧国战略进行积极的布局渗透培植，中国体内产生了强大的“异己”力量并呈尾大不掉之势。此异己力量即“美国代理人体系”，其业已成为中国进行战略再转变的最大障碍和实质成为中国最大的“战略隐患-生死痼疾”。
3、历史阶段三：十八大后~习主席再创时代。
十八大后，在习主席领导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持续加速大拐弯”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治国方略和“一带一路”全球战略的基本战略架构。
二、现阶段整体判断
为什么是“持续加速大拐弯”而不是径情直遂般如很多左派同志和人民群众热切盼望的“全面急转弯”？主要原因如下：
1、继续加速大拐弯之基本原因
原因之一：中国所有的战略方针政策策略都必须立足于邓范式历史现实基础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笔者也由衷切望一天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但由于现实各方面各层级利益错综复杂，且国际国内“辩证统合”之力量对比尚没有达致“全面急拐弯”所需的客观限度，由此必然受到基本历史框架规律的制约。
原因之二：中国由于体量巨大，尤其是国家机器的收益模式现实性地基于市场经济基础，客观上中国的整体历史运行存在强大惯性和政权异化系统环境，并且邓范式国家治理结构性弊端不可能在必要短期内调整到位，如此就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必要的历史制动力和历史转向力，由此决定“全面急转弯”客观上不可行。
原因之三：十八大后中国在历史战略层面的战争选择本质上属于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之战略性实践范畴，具体讲就是驾驭中国这艘历史巨轮在宇观国际和宏观国内历史时空之长河中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必然会按照历史战略逻辑在一定的历史战略周期内操作运行。即便是立基于现实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方向的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客观上也有一个布局调整展开落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是故非历史战略层面和理论逻辑因素客观上不起实质性决定作用，出于良好主观意愿的言行与历史战略实践逻辑之间的距离如超过一定限度，其客观效果必然出现偏向和对冲效应从而偏离背离人民良好初衷甚至为敌所乘。由此可知，战略一致性下的分布式操作必然是体制内外人民力量的基本实践原则。
原因之四：中国内部政权异己力量之贪腐汉奸势力的清理需要一个过程，且一方面其会在美国等外部西资力量的配合下极力策划组织反抗以“阻抑-延缓-逆反”正向战略转变进程，另一方面其会利用其掌控的信息世界精神战争制造舆论并试图继续迷惑争夺群众基础。
原因之五：在基本历史框架规律下制约下，中国的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的主要内涵更在于中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在全球战略调整和转变的战略实践框架下，国际格局演变的根本规律和战略周期及他方战略变量都处于基本不可控状态。
综上，以社会主义共富为目标的“持续加速大拐弯”地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之战略性实践是历史战略层面的必然战略选择，此也是中国局势演变的决定性力量。
2、现实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
具体讲，习主席中央主要在如下方面进行了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
第一，国家治理结构方面。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机构，成立了多个由习主席直接掌控的国家战略小组等，并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治国战略。此在战略实践层面进行了初步集权契合基本战略实践原则，在国家战略治理制度层面反正了邓范式党政分开及后邓范式国务院自行扩权的不正常局面。
第二，在“四个全面战略”框架下，进行了“八风”、“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三严三实”和政治纪律整顿的党风建设。
第三，在“四个全面战略”框架下，把“依法治国”约束于“依宪治国”框架下。
第四，在经济上，抑制了片面追求GDP增速倾向，开始确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态”五维综合治理机制。
第六，在军事上，从“古田再出发”实质确立政治建军的治军原则和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实战致胜为方向进行军事管理体制改革和实战练兵准备打仗，在军事科技领域出现了自主信息化高技术装备的系统性井喷，总目标是做好战争准备应对世界级战争。
第七，在文化艺术上，全面遂行“中国主体化-去市场化-去殖民化”之中国人民信息世界精神战争，初步遏制了线上反对派的嚣张气焰并净化了精神文化生态，在教育、学术、传媒、文艺等战线启动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
第八，在反腐战线，进行“打虎拍蝇”的全面反腐败行动，并创造性确立了中央巡视制度的反腐机制，同时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党纪建设。
第九，在反间战线，确立了国家层面《反间谍法》，奠定了清除汉奸的法理依据。重点在军事和金融领域的间谍汉奸的清理取得实质性进展。净网行动和扫黄运动是外围行为。
第十，在宇观全球战略层面，在维持邓范式所“嵌入-依附”之国际体系的基本稳定延续基础上，开始另起炉灶建构中国自主宇观全球战略体系。包括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上合框架、金砖五国框架、中国主导合作共赢之双边多边的区域及全球自贸体系、亚投行、中国全球地缘战略框架体系、贯通宇观宏观的中国金融体系等。
主要为此十个方面且仍在系统推进和深化细化。
3、在宏观战略层面基本现实判断：
现实判断一：习主席为代表的体制内人民力量已经开始了不可逆转地遂行全面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进程，基本修正背离邓范式方向归正到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方向，且把邓范式新自由主义历史惯性改革部分框定于四个全面战略框架之下，改变了以往新自由主义全面主导改革进程且公然和美国勾连的局面。此为现实本质层面。
现实判断二：由于前文五个原因综合，尤其是由于中国在宇观力量对比的相对劣势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连又不能及时清理的具体形势，客观上决定邓范式新自由主义历史惯性改革仍然不能消除乃至继续顽强表现伺机异动，若处理不好甚至仍存在反复也即存在温战框架下“汉奸叛乱”的战略风险。此决定了“持续加速拐大弯”不会短期结束，而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的“大战略过渡阶段”。
现实判断三：对体制内人民力量个体角度，基本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且“开弓没有回头箭”自身背负了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生命风险！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因力量对比及美国代理人体系存在的现实复杂性，导致曲折迂回的现实政治操作的表象需要给予充分冷静的观察和理解。
现实判断四：基于工业文明全球化框架下宇观宏观内在逻辑日趋一致，中国宏观问题判断不能脱离宇观背景，抑或宏观宇观直接现实关联的部分必然需要在宇观战略框架下才能真正解决。换言之，某些国内文章往往需要从国外做起才能做好。
现实判断五：基于现实判断二、四和宇观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中国始终面临全球工业文明生态下“生存发展”问题。盖因在全球丛林社会法则下不发展即面临生存危机，故生存和发展虽然具体表现分为两个问题然实质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宇观资本主义框架下会长期存在。中国工业文明的全球化生存发展问题，在宏观领域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存续问题，也即所谓社会主义政权大局问题。此战略实践视域之现实矛盾逻辑层次结构为：中国全球化生存发展矛盾-民族矛盾-社会主义政权大局-阶级矛盾-集团矛盾-具体社会矛盾。上一层次矛盾决定下一层次矛盾，下一层次矛盾反作用上一层次矛盾。基于中国人民之“根本-整体-长远”利益立场，任一层次矛盾的解决最终必须在中国宇观宏观矛盾层次结构中系统解决，此为中国历史战略实践“核心战略原则”。中国现阶段历史战略实践核心战略原则，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大战略转变和基本历史框架规律之基本矛盾结构和阶段性集中表现，同为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之内在逻辑结构和实质依据。
毛泽东思想2.0之易道战略体框架下之中国宇观宏观现实矛盾层次结构及历史战略实践层面核心战略原则，在历史上出现过与其内在逻辑基本一致的阶段，这就是中国抗日战争阶段。在抗日战争阶段，毛泽东思想1.0之军事易道战略体框架下之中国宇观宏观现实矛盾层次结构为：日本侵略直接危及中国民族生存-民族矛盾-人民抗日力量生存发展-阶级矛盾-集团矛盾-具体社会矛盾。在抗日战争阶段，中国任一层次矛盾的解决最终必须在抗日大局之矛盾层次结构中之“日本侵略直接危及中国民族生存-民族矛盾-人民抗日力量生存发展”战略实践框架下系统解决，且首要解决民族矛盾之抗日战争然后才能遂行解决阶级矛盾之解放战争。同理，在现在“战略过渡”阶段，中国的“阶级矛盾-集团矛盾-具体社会矛盾”最终必须在抗美（抗资）大局之矛盾层次结构之“中国全球化生存发展-民族矛盾-社会主义政权大局”战略实践框架下系统解决。不同的是，现在解决民族矛盾和解决阶级矛盾在宇观宏观历史战略实践进程中会“同步-交错-分布”进行，此不同主要由“蒋介石统治（中式西儒2.0）”和“邓小平改革（中式西儒3.0-马儒2.0）”的历史事实前提的不同所决定，次要由宇观国际形势的不同所决定，又次由于宇观宏观联结交互的“广度-深度-烈度”的不同所决定。另，无论在以前抗日战争阶段和现在大战略过渡阶段，中国宇观宏观现实矛盾层次结构，都决定了毛泽东思想易道战略体的战略分析框架并成为中国历史战略实践逻辑的实质结构性依据。
具体言，宇观战略层面现阶段的“西资”相当于抗日阶段的“日本”，现阶段的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力量”相当于抗日阶段的“蒋介石”，现阶段的“西资代理人-美国代理人-买办资本-腐败势力”相当于抗日阶段的“汪精卫伪军”。宏观战略层面现阶段“西资”相当于“日本”，现阶段“美国代理人-汉奸势力”相当于“蒋介石-汪精卫”，现阶段现阶段的“国内非买办资本”相当于抗日阶段的“地方实力派”；现阶段的“官僚势力-中产阶级-小资阶级”相当于抗日阶段的“广大中间力量”，现阶段的“四个全面改革战略”相当于抗日阶段的“民族抗日战争”；现阶段之“金融战争-经济战争-精神战争-温战框架”相当于抗日阶段之“武装斗争体系-战场建设”；现阶段之“中国宇观全球战略体系”相当于抗日阶段的“宇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阶段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相当于抗日战争阶段的“宏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阶段之“宏观国内治理体系”相当于抗日阶段的“根据地建设”；现阶段的“体制内外人民力量”相当于抗日阶段的“共产党领导之人民抗日力量”；现阶段的“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相当于抗日阶段的“共产党独立自主-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相对独立性”；现阶段囿于理论及意识形态层面的左派之“中式西儒4.0-马儒3.0”部分相当于毛泽东思想1.0战略实践阶段的“中式西儒2.0-马儒1.0”之“王明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现阶段基于实践层面的左派“一线维权实践-各层级治理实践”相当于毛泽东思想1.0战略实践阶段的“群众路线-人民战争”。此“相当于”并非完全等同，而是其在宇观宏观历史战略实践视域之“实践本质”（定性）及其在中国宇观宏观现实矛盾层次结构中“实践地位”（定位）存在内在逻辑同一性。虽然两者内在逻辑同一性决定了具备相当程度的现实借鉴性和参考性，但是具体政策操作必须需要根据现实利益结构及运行规律做具体分析，否则必犯经验主义错误。比如，在西资和欧美国家力量的界限“相对模糊”，其分别类比对应之“日本-蒋介石”就值得商榷。故两者内在逻辑同一性即指理论和理解层面非指实践操作层面，此点请务必牢记。
四、中美历史战略运行框架下之战略连贯性
中国现行宇观宏观战略运行框架主要是在“中美国经济共同体”基础上，保持中国和西资间“顶层沟通协作机制”框架下的宇观宏观战略竞争博弈关系。双方宇观宏观战略竞争博弈关系集中体现在中美关系上，故此主要针对中美关系这一战略主线进行分析。
在双方“顶层沟通协作机制”框架下，其基本战略实践逻辑为：斗争-谈判-妥协让渡交割-斗争，呈现“循环往复-斗而不破”之基本格局。
此基本战略实践逻辑和格局下宇观宏观视域，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2，冷战框架下战略协作阶段，中国“政权异化”之“体制分配”突破原有公有制限制为改革的逻辑起点，“内资分配”和“外资分配”稳步扩大，中国“人民公有利益分配”开始整体萎缩，但其中“局部人民公有利益分配”（部分国企和乡镇企业）在新战略时空中有所发展。宇观“民族战略利益分配”在西资框架内开始成长，原毛泽东时代之宇观“人民战略利益”基本逆反废弃。此阶段因冷战结束而结束。
第二阶段：1993~2000，争取入世阶段，中国主要是单向整体“负反馈机制”，西资主要是单向整体“正反馈机制”。以95央行法和国内私有化改革为标志。宏观“体制分配-内资分配（涵国企异化）-外资分配”膨胀，中国“人民公有利益分配”（国企私有化-福利体系解体-乡镇企业覆灭）极度萎缩，宏观经济及金融管理权让渡致宏观经济生态恶化，宇观“民族战略利益分配”在西资框架下有所成长。此阶段应2001年中国入世结束。
第三阶段：2001年~十八大，入世阶段，中国仍为“整体负反馈机制”，但此基础上出现“局部正反馈机制”。此局部正反馈机制主要表现为宇观市场之“国企-内资”发展和宏观市场之“国企-买办资本-垄断内资”发展。西资在宏观国内可谓“一枝独秀”完成了开放性行业的行业垄断。中国“人民公有利益分配”进一步萎缩至“生存底线-政权稳定底线”，仅留“残存国企和集体农地”；由于殖民经济生态和市场空间萎缩，“内资分配”一分为四，第一部分联结“体制分配”成为“垄断内资”（房地产-国企私有化），第二部分联结“宏观西资分配”成为“国内买办内资”（集中在“互联网+”之信息产业），第三部分联结“国内市场-宇观西资分配”形成“宇观内资”，其他退化为“中产-个体户-小资”。第三部分占极少数。“土地财政”在“体制分配”中比重聚升。“西资中资代理人体系”规模成型全面渗透成为强大“异己力量”成为中国“负反馈机制”重要推手。宏观国内出现“体制-内资-西资”共同对“中国人民公有利益分配”三马分食局面。所谓“房地产-市场机制”等本质上既是在经济战争体系框架内的分食“人民公有利益分配”的战略工具。此人民公有利益分配涵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十八大前夕，“三马分食-人民生存底线-政权稳定底线”三者之间业已达到“宏观最低动态平衡”（宏观恐怖平衡）之悬崖边缘。2008年，美国因推进“宇观单极霸权战略”和中国在宏观国内经济战场截留了部分西资投机资本，打破了“宇观美元循环机制”并进一步引爆了美国本土金融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出现战略转机。
第四阶段：十八大后~
十八大后，由于“人民公有利益分配”增量触底存量无多且战略风险大，为“政权大局”计客观上需要止损逆转“宏观恐怖平衡”、主观上部分体制内人民力量觉醒和宇观金融危机出现战略转机，三者辩证统合中国开始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虽基本战略实践逻辑和格局仍没变，但是中国开始由“整体负反馈机制”向“整体负反馈机制-局部正反馈机制”转变，美国开始由“整理正反馈机制”向“整体正反馈机制-局部负反馈机制”转变。中国“局部正反馈机制”力量主要有经济体量、自主军工技术井喷、宇观战略体系建构、掌握巨额外汇资源、国内战略调整和战略转变等方面。但是现在仍处于“战略展开阶段”且仍主要通过利益让渡之当期战略代价获得。
下面以今年的战略实践逻辑做进一步具体说明。
今年中美战略实践逻辑：造市吸纳股民存量货币及部分国际投机资本（沪港通-双杠杆-国家队）-战略对话-股灾-救市-金融整顿汇率差动及抗战阅兵-国企改革及上海自贸区资本项目开放-习奥会-SDR及习马会。美军“南海秀”主要是双方“战略默契”下的烟幕弹。
当下美国确定人民币纳入SDR意向且预留10个月过渡时间又继续玩“虚加息”把戏驱动国际美元返回美国，本质为西资意图以“霸权红利期货”引诱中国犯战略错误击破“宏观恐怖平衡”启动温战框架以肢解分裂中国，同时诱逼中国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为美元“实加息”框架金融战攫取霸权红利做铺垫。此10个月可谓中国“战略高风险期”。反之，此举说明美国现暂没有做好战争投机化解终极危机的准备，并会加速进行战争准备。另，美国会根据10个月中国的“改革表现”和经济战争框架下从中国攫取的霸权红利数量，决定由谁当选美国总统以做下一阶段的战略操作是和平还是战争。又，通过巴黎版911事件开辟了中东战场，为美国的战争战略投机解决危机做铺垫。
五、大战略视域之中国历史统一性
大战略视域，中国毛泽东建设时代主要在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之“宏观文化大革命-宇观文武大革命”之战略实践框架下遂行历史战略运作，以宏观国内工业化为经济建设核心为战略重心，并在全球两极冷战格局中确立了中国宇观全球军事政治地缘战略体系，然囿于历史性主客观原因在国际竞争战略层面存在宇观经济金融战争体系的建设。毛泽东思想2.0之“三个世界战略理论”本质即为毛泽东思想1.0“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理论”的国际式升级版。
大战略视域，邓小平时代全面逆反退化了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的历史战略进程，基本放弃毛泽东时代中国宇观全球军事政治地缘战略体系的积极整体推进，并消极依赖全球两极冷战格局并在经验思维层面把学习毛泽东时代和“苏联一极”的战略互动进程形式上机械照搬到邓小平时代中国与“美国一极”的战略互动实践进程中。另中国经济金融战争体系基本按照西资美国标准进行“改革-重构”，在中国经济金融战争之战略战术体系上完全按照西资美国传销的“中式西儒”之“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范式”。境界和思路决定命运和结果，邓小平的境界和思路决定了中国邓小平时代的命运和结果。
大战略视域，习近平时代只能在毛泽东时代被改革后“历史留存”和邓小平时代“改革结果”的正反实践经验辩证统合的现实基础上稳步反正到“毛泽东式道路”上来，也即在历史现实基础上全面“归正-重启-完善”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之“宏观文化大革命-宇观文武大革命”之“中国宇观宏观战略体系-中国人民币宇观宏观经济金融战争体系-中国人民币宇观宏观经济金融战争战略战术体系”。总结正反实践经验和切实向西资美国战略实践尤其是西资美国经济金融战略实践学习，并在毛泽东思想战略实践框架体系和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之重构升级之历史战略实践进程中确立中国的“宇观宏观中观微观”之“战略-经济-金融-精神”之实践及理论体系。
现阶段需要警惕的既要避免重犯“邓小平式”（中西西儒之马儒美儒）战略错误，又要避免重犯王明式（中式西儒之马儒）战略错误，还要避免重犯“李鸿章式（中式中儒）-蒋介石式（中式西儒之美儒）”战略错误。邓小平和王明的历史战略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建设的实践问题。李鸿章和蒋介石的历史战略实践证明，“中式中儒”理论和“中式西儒之美儒”理论非但解决不了中国建设发展的实践问题，还一直解决不了中国的生存问题。“中式中儒-中式西儒-马儒”的“儒化理论”本质在于理论实践相脱节之理论教条主义，进一步西儒还存在更为严重的文化教条主义。理论教条主义和文化教条主义的要害在于没有完成“理论体系-理论逻辑”和“实践体系-实践逻辑”的“全息对接-实践转化”之“兼容-融合”问题。毛泽东的历史战略实践还证明，只有“易道-实践-理论-实践--”的毛泽东式道路才是唯一可行的历史战略实践道路。此间理论层面的详细论证请详见《学问论》系列文章。另还需警惕所谓“正反合阶段-战略机遇期”历史规律绝对化的“历史教条主义”和“文本毛泽东主义”，“历史教条主义-文本毛泽东主义”之“他方经验思维方式”本质仍是经验主义思维。本文基核之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并不是说按照毛泽东历史战略实践经验如邓小平曾经局部做过的那样按照“毛泽东建设时代”进行“机械式照搬”地实践，而是在现阶段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以“毛泽东式易道战略思维”进行创造性实践，并“辩证借鉴”正反历史实践经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且仅仅作为资本主义存在阶段之“毛泽东式易道战略思想”系统性创造性实践体系中作为“局部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框架”罢了。所谓意识形态框架即指马克思开辟的“理论-意识形态框架”和历史方向，具体的“理论-意识形态体系”仍然需要在新历史阶段中坚持马克思“理论-意识形态框架”和历史方向基础上进行实践性发展。此为唯一理论性实践正确道路，一如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1.0之实践创生历史进程般。
一句话，“外马内毛”。“外”即指理论性实践和意识形态旗帜，在资本主义存在阶段坚持马克思理论的旗帜和方向，也即坚持其宇观宏观人民性内核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合理性理论内核。“内”即指具体历史战略实践及更层级各方面实践，以毛泽东“易道战略思维”为指导进行系统性创造性实践。
由上可知，战略实践逻辑在任何理论逻辑（西经理论逻辑-马经理论逻辑）都没法解释和把握，惟有在战略实践逻辑本身得以解释和把握。当然，西经理论逻辑和马经理论逻辑可以提供部分分析框架，但是由于存在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体系间性”，两者并不能等同于战略实践逻辑。
另全球化工业信息文明时代，中国掌控的全球工业生产体系及其基于全球资源体系所生产物质财富在全球的比重，构成了中国全球战略体系的物质基础和中国之全球战略权重。此可谓工业信息文明时代战略竞争基本规律，亦符合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进一步，此四个阶段之战略实践逻辑基本可以在基本历史框架规律、三千年未有之大战略转变及毛泽东思想易道战略体框架中得到充分的解释和把握。
战略实践逻辑视域，第一第二阶段是为中国战略退却阶段，中国出现负反馈机制，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公有利益的结构性剥夺和让渡，美国一直呈现正反馈机制；第三阶段是为中美战略相持阶段，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公有利益至“宏观恐怖平衡”底线，但是美国开始出现“局部负反馈机制”，中国开始出现“局部正反馈机制”。第四阶段是为中国战略消耗及反击阶段，但是局势仍然很脆弱微妙并可能逆反，战略消耗仍然是此阶段基本特征，战略反击现处于战略展开阶段仍无战略性收益阶段。
中国历史战略意义上，“美国问题-西资美元霸权体系”的解决才是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大战略转变问题，故毛主席说“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中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进一步毛主席又提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开启“文革大革命”伟大历史战略实践。说明毛主席一直对此世界历史大势和中国“不进必退”之历史必然性“洞若观火-心知肚明”。此实质在中国历史大战略逻辑层面解决了历史统一问题，具体讲就是实质解决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历史统一性问题，并进而在更大历史战略时空基础上解决中国建国来三大历史阶段的历史统一性问题，又进而解决了中国的未来延续的历史统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统一性问题的基线必然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实践进程。
综上，中国“毛主席建设时代-邓小平改革时代-习主席全面改革时代”都在历史战略实践层面，在毛泽东思想2.0之文武易道战略体之宏观战略实践框架下人民主体实践基础上“历史地-具体地-实践地-人民地”统一起来。不言而喻，所谓“毛邓合”问题惟其在此能得到相对合理的实质性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