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类似于重庆模式的各种“左转探索”

　　我 们 现 阶 段 的 六 项工 作 任 务(4)

　　一一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十三)

　　张勤德

　　当前多数工农兵学商群众(包括不少党员干部)实质上仍然肯定重庆模式，这到底说明了什么?近几年如果真的发生大危机，一些地方再采取重庆模式那类办法加以应对，我们应不应当给予积极支持，以求像当年的“救亡”运动那样，建立挽救国家危亡的广泛爱国统一战线?

　　对于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本人的初步探讨性意见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以防止“文革复辟”、“极左回潮”等等名义扼杀重庆模式的图谋，从表面上、战术上看是得逞了，但是从实质上、战略上看则是失败了。因为，这进一步暴露了他们搞补资本主义的课、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新型殖民地的真面目;进一步促使越来越多的工农兵学商群众包括不少党员干部(中下层居多)理解、同情、支持重庆模式。得民心者得天下。多数人民群众不满甚至加以反对，他们就危险了。这一点，在发生大危机使他们的经济王牌失灵之后，将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重庆模式实质上是为“救亡”或者说左转而进行的一种积极探索;是大多数人民群众在当前情况下所希望的一种既基本保持大局稳定又能逐步拨乱反正的一种办法。

　　对这类“左转探索”，我们马列毛派是应当采取积极的鼓励态度，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甚至片面强调“反对改良主义”而加以否定呢?我在总体上是赞同前一种态度的，但对后一种态度也不全盘否定。这是因为，体制内的人特别是高层人士能逐步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危害而开始向左转，尽管开始时步子很小，我们也不应当求全责备，过于苛刻。再说，气可鼓而不可泄，采取积极的鼓励态度，在总体上是有利于使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左转探索”的。而且要注意到，不少“左转探索者”一开始一般并宜于亮出“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的底牌，这时假如我们轻易下个改良主义的结论，那是会造成不利影响的。然而对于确实存在着的改良主义倾向，特别是对于或明或暗地削弱甚至否定群众主体性斗争的倾向，那确实是应当作为当前危害性更大的错误思潮加以抵制和反对的。因为这种思潮不仅欺骗性较大、影响面较大，而且容易得到官方的配合和支持，从而给我们造成特别艰险和复杂的局面，所以需要格外重视。但是，不可因此而拒绝在总体上对“左转探索”采取鼓励的态度

　　当然，我们在对“左转探索”给予鼓励和支持的时候，务必要坚持更鲜明的方针即“反帝反修，复兴科社;清腐除奸，整党正本;人民治理，公有共富”，以切实保证马列毛派的自主性和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有半点含糊和动摇。唯其如此，才既有利于形成真共产党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又有利于形成广泛的“救亡”统一战线。至于搞类似于重庆模式的各种“左转探索者”会不会受到打压，我们显然应当充分估计到，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亊情，但是也不应当排除上层人物中出现“左转探索者”或“左转探索同情者”的任何可能性。然而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在“左转探索”受到残酷打压之时，必定会有更多的人被逼上粱山。这样，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红色海洋无疑会使阶级敌人陷入灭顶之灾。

　　那末，根据什么说重庆模式是一种积极的“左转探索”呢?

　　这主要是在于：

　　——薄熙来强调“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共识网总编、著名右翼学者周志兴在共识网上谈他在重庆曾向薄熙来这样提问：“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薄熙来回答：“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首先，薄熙来或明或暗地揭示一个前提，就是不赞成右派的看法和做法。因为，和国际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联的中国经济危机，是他们造成的，并且再走他们的道路也不行了，所以才说“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其次，他既说“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又说“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实质上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即跳出个人恩怨的小圈子，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看问题，那就应当正确对待文革，回归毛泽东路线。再次，重庆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等等，实质上就是要重走“毛泽东的道路”，或者说向左转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正确理解这个对话，才谈得上正确理解重庆模式。

　　——他们相当明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例如薄熙来说：“……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他还谈到，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在大发展中，就是要让群众皆大欢喜，而不只是少数企业家发财，最后形成一堆社会问题”。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有些人，一讲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就说‘左’了，我们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亊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现在有个怪现象，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是不是搞‘左’的一套啦，是不是回到‘文革’啦?……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而共产党人就是要提倡那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文化，而且要坚持，还要旗帜鲜明!……红色文化，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他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左转”措施。

　　例如：在经济方面，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大量公租房，既不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又使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这样运用看得见的手创造的投资、消费、就业的多嬴局面，使国有资产6年来增长了6倍，公有制经济占到了40%以上，成为重庆人所说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中“驾辕的经济”。市委、市政府还坚定地承诺，十二五期间要将基尼系数从0.42降到0.35。提高初次分配的水平，将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当时的40%提高到50%以上。

　　在政治方面，他们在打黑反腐中，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举，结果80%以上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举报的。重庆人说这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把这一套规范化、制度化，便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重庆的考核干部政绩打分，关键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由于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这就扩大了群众对干部的监督范围。

　　在文教方面，“唱读讲传”包括“红色卫视”的开办，使工农兵的形象逐步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红色文化逐步占领更多阵地，这本身就是对附庸资本主义文化的科学改革。重庆大学生坚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工农兵，并逐步形成制度，也是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冲击。

　　在社会管理方面，他们也进行了大胆创新。要通过城乡户籍制度改革，10年内让1000多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题，大量建设公租房，对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城市住房面积人均15平米以下的困难户实行低租分房，每平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满足中低收入家庭每人20平米的住房需求。3年内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让人人都能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实事上逐步获得大体均衡。2010年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重庆是4个直辖市中唯一当选的。在重庆生活的群众幸福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网络上甚至有人把重庆比作当年的延安。

　　由此可见，重庆模式的贡献，在于它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以广东模式为代表的这场改革发展方式存在根本性的失误、弊端;证明了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继续进行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改革的危害和危险。所以，重庆模式已成为我们的一个既很得民心又很难被从正面公开否定，从而让资改派既特别痛恨又特别害怕的法宝。这就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鼓励类似于重庆模式的各种“左转探索”，很有利于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很有利于揭露资改派的丑恶嘴脸，很有利于为“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创造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