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的启示
徐中远(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5期，
摘自2014年第3期《红旗文摘》）
毛泽东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酷爱读书，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不懈地追求，每天无休止地读书，一生读过数万册的书刊。综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实践，我们有以下四点启示。
读书要“下苦功”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上讲话强调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患有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7月23日，医生给他做了白内障眼病手术。手术之后，眼睛一时不能看书，他就让工作人员为他读书。没过两天，他就要求医生摘掉蒙在他眼睛上的眼罩，一只眼睛能看清楚东西了。他借助刚刚治好的那只眼睛，不停地读书。这时候他虽然能自己看书，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两手已经没有举书的力量了。为了满足他读书的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帮他举着书。为了保护他刚刚治愈的一只眼睛，医生嘱咐他不要看书过多，不要使眼睛太疲劳。可是，他不顾医生的劝告，还是每天读个不停。有一次，他病情加重，发烧到39℃，还要看书。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或书，而实际上他每天看书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1975年8月，也就是他老人家做完眼科手术不久，他就同以往一样日以继夜地读鲁迅著作，读二十四史。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二十四史许多册的封面上画了红圈，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用铅笔亲自写了“1975．8再阅”。在《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五分册的封面上还写下了“吃烂苹果”四个字。原来他还要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关于翻译（下）》一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工作人员很为他的健康担心，可是他自己并不在意，每天还要看书看文件。
1976年9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输氧、输液……
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7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了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质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三木武夫是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病重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当把书找来时，他略微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护理记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根据当年有关的记录是1976年9月8日晨，也就是在他老人家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是在全身布满多种监护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读的，读了7分钟。毛泽东辞世离开人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老人家读书生活结束的时刻。毛泽东同志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读书要“挤”和“钻”
工作忙，没时间读书；看不懂，没有兴趣读书。这是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坚持读书和不爱读书的人常常说的两个理由。
平时，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老人家看起书来，常常忘了吃饭。多少年来，他习惯一天只吃两顿饭，特别忙的时候，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每次吃饭，总要身边的同志多次提醒，常常是饭菜端放在面前，还放不下手头正在读的书。
毛泽东同志出国访问、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的途中，也是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来读书。外出前，他常常自己挑选要带的书。有时实在忙得没有时间，就亲自告诉工作人员或亲手开个书单，一带就是几箱子书。
20世纪50年代，是毛泽东同志学习英语兴趣最浓的时候，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习英语。1957年3月1 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很大的兴趣学习英语和阅读各种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在随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看到他在读冶金方面的书，便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同志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从9月1 0日至21日，毛泽东视察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农村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使如此，他仍不知疲倦地学习英语。
每次出差到外地，毛泽东总要和在北京一样，卧室的床上、办公桌旁、会客室里，甚至是吃饭的地方，都摆放着各种书籍。一有时间，他就手不释卷地看起来。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同志视察工作来到武汉。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室内外一丝风也没有，人们干坐着身上还直冒汗。可是他还像往常一样，依然坚持在灯下读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急忙拿来毛巾，请他把汗擦一擦，他接过毛巾边擦边幽默地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他的这种学习精神深深地教育着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同志。
毛泽东同志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详细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1958年3月，他初次到成都，在那里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他就让工作人员到当地的图书馆为他借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有关四川的书籍。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一部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到会的同志。据有关同志回忆，在成都他从来没有到餐厅吃过饭。在哪里办公、看书，就在哪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把面前的文件、书籍稍稍往旁边一推，端起饭就吃。一吃完饭，马上就接着工作或看书。
毛泽东同志的住所里，到处都放着书。床上、办公桌上、休息间里，甚至卫生间里都放着书。乍看起来似乎有点儿乱，实际上哪本书放在哪儿，他心中是有数的。放着的书籍和资料，就像他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只要需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一次，毛泽东来到杭州，当时的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初次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毛泽东同志太忙没有时间整理，便动手整理起来。毛泽东同志看到后，立即加以制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用来装潢门面的。有些人喜欢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上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那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段，多方便啊！他的这个读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有时晚上看书太疲倦了就改练书法。他特别爱书写著名历史人物的诗作、辞赋，尤其是唐诗、宋词，他更爱书写吟诵。有一次，他一连书写了近20首古诗古词。他还时常在睡觉前背诵唐诗宋词或他自己写的诗词。当工作人员催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用嘴巴，这样可以使这两种神经交替休息。”
游泳是毛泽东同志终生爱好的一项运动。可是，就在下水前或游泳后稍稍休息的时间里，他也时常看书或学习英语。在中南海，在北戴河，在万里长江，在庐山水库，在湘江，他每次游泳几乎都是这样，下水之前要先看一会儿书，上岸后休息的很短时间里，也要看书。
1954年，毛泽东同志已年逾花甲。11月的一天，他来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游泳，兴致勃勃地游了近一个小时。休息时他想读英语，便让他的秘书（兼教英语）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跟着这位秘书一句一句地读起英语来。
1957年仲夏，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同志应毛泽东同志之邀，来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游泳。上岸之后，毛泽东同志还没顾上换衣服，只披上一件他平时常穿的旧睡衣，就拿起线装本的《汉书》，和周谷城同志一起讨论起来。毛泽东同志翻到列传第三十九，指着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周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但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人却只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或现在。”毛泽东同志常常是这样，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启发教育人们。这本线装大字本的史书，毛泽东同志看过多次，并用黑铅笔在本册封面上写了“赵充国”三个字。赵充国这一段共19页，他从头至尾都用黑铅笔圈画过，有的地方还写有批注文字。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体质日渐下降，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医护人员要他每天做半小时的“日光浴”。于是他就给工作人员规定：做日光浴时要给他拿来当天的各种报纸和参考资料，利用这半个小时时间了解国内外大事。工作人员都知道他平时休息时间很少，大家都希望他能利用日光浴的机会静静地休息一下。因此，有几次就故意不拿报纸。当他知道工作人员的好意时，就微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每天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书看报，利用这半小时的时间，看看报纸、资料，既可以增强体质，又可以了解新闻时事和国内外大事，这不是一举两得嘛！
读书要紧密联系实际
联系实际，联系工作实际，联系思想实际，联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读书，这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一条基本的学习方法，也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一个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仍然夜以继日地读书学习和钻研书籍。他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他是把读书学习和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的实际密切地联系起来。他常常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际和新的需要，毛泽东带头联系实际着重读了三本书，即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在50年代里，这三本书毛泽东是读过多遍的，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据有关记载，从1959年12月10日起，到1960年2月9日，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与当时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每天下午除必须要做的工作外，其他的时间都用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联系实际，边读边议，毛泽东随时谈他的看法和意见。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带头联系实际读书，他还亲笔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写信，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联系实际读书。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
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中还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广泛读书的基础上，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实际、新问题，进行理性思维，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等许多论著。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读书实践，毛泽东写的联系实际的论著，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的谈话等等，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和纠正克服当时种种错误倾向等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部二十四史，他整整读了24年；鲁迅著作，在他老人家病魔缠身的岁月还手不释卷，还有其他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毛泽东都联系实际去读，联系实际去思考，联系实际去批注，联系实际去理解，联系实际去运用。只有密切联系实际，才能学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不动笔墨不看书”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一生孜孜践行的一种读书习惯，也是他一生中始终不渝、从不懈怠的一种读书方法。
“不动笔墨不看书”，是源自徐特立老师的教诲。徐特立老师不管读什么书，都是要做笔记的。他认为“绩学之士，读书必有剳记，以记所得著所疑。记所得则要领明矣，著所疑则启他日读书参证之途矣。”徐老师做笔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强调：好脑筋不如烂笔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之余，仍然挤时间努力研读马列著作，写了不少批注，用以解决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指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曾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提高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钻研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毛泽东读了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4个本子。毛泽东的批注，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毛泽东的批注还谈到了商品生产不可能包医百病，它也有其消极作用等。总之，毛泽东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和批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较深刻的理论思考，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仍不失其积极意义。虽然谈话和批注中有些思想观点不尽妥当，我们不应苛求。
此外，毛泽东还挤出时间，阅读哲学书籍，写下了不少批语。如1963年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时，对该书关于华严宗思想的分析写了近百字批注。该书认为，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的内在联系，“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华严宗又唯心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这种“联系”绝对化，甚至抹煞“个别”的存在。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批道：“何其正确。”他还批道：“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岂非自相矛盾。”又如他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上写了近300字的批语，表达了他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看法。对于哲学期刊上的文章，他也爱看。他读了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4期上一篇有关孔子思想的文章后，在文章题目上方批了“孔门充满矛盾论”7个字。
毛泽东不仅批注了许多理论和哲学著作，在阅读历史书籍时也作了大量的批注、批画。从上古史《尚书》、《春秋》，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从明朝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考订，到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还有各种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还有冯梦龙编的《智囊》、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梁章钜辑的《楹联丛话》、梁晋竹著的《两般秋雨庵随笔》、沈廷松编的《明人百家小说》等；还有沈德潜选的《古诗源）》、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蘅塘退士编的《注释唐诗三百首》等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罗隐、范仲淹等人的诗作，等等，毛泽东在阅读中都写有批注和批画。
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在读二十四史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四史是毛泽东晚年读得最多、画得最多、批得最多的史籍。从毛泽东对这些史书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看这些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地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有重点地、有选择地看。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从这些批注、批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读中国古籍的广度和理解的深度，像他这样读史的人是很少见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所以那样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是他长年累月、不辞劳苦、奋发勤勉地学习的结果。毛泽东这种读书动笔、手脑并用的学习方法和学而不厌、好学不倦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