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研读中国党史，或者“接地气”拜会一些历经沧桑的老人口述历史，我们不难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共党史被人为割裂成互不沿袭的两个“三十年”，凡是过去的所谓“问题”已经不是问题，而宣扬今天的功绩却正在成为“问题”。 

　　今天我们要重点说说“大跃进”与“中国改革开放”思维的沿袭。今天活跃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的人都习惯性地将“大跃进”的污水泼向毛泽东，但我们来看看当时主管经济并力推大跃进的领导人都有哪些?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有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这些人成为1978年后力推中国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三十多年改革也是一出变味的“大跃进”，是一场另类的“造富运动”。

　　为什么说三十多年改革也是一出变味的“大跃进”？所谓改革从轰轰烈烈的“土地下放”伊始，“政策红利”并没有持续几年便陷入困境，于是又在全国大兴“万元户”风暴，再到号召全国机关、军队、学校、社区等大办集体企业等……尤其是大批集体企业的涌入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与损失更是无以估量，恐怕远远超过1958年的“大跃进”的影响，为后来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巨大的困境，也就出现了90年代集体企业“大跃进”的倒闭与下岗，后来这些都简单地归纳为“社会主义体制弊端”。时至今日这种大跃进思维依旧没有丝毫改变，比如各地盛行园区成风、造城上瘾等带来产能过剩、鬼城遍布，其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伤害是深远的，恐怕几代人都难以抚平。

　　其实中国的改革就是一场另类的“造富运动”。也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进来”，其实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斥着不公平，也为后来出现严重腐败问题埋下伏笔。尤其到了90年代中后期，权力在甩卖国有企业和集体资产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大部分利益受损的人成就了改革的“伟大成果”，而“商品房政策”更让造富运动演绎到了顶峰，绝大部分赤贫的“房奴”造就了不足0.4%的人掌握了全国近7成的财富。如果以上所述觉得太过空泛，不如再回头看看我们身边，尤其在农村，一旦掌握权力就“经营有方、致富有门”的农村带头人，他们致富有方的“秘诀”大多是享受项目扶持与高额的资金补助。

　　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并不是智慧与愚昧、勤奋与懒惰引起的自然分化，而是一种制度化设计的结果，是被人为划定的三六九等，难怪今天有人说中国改革最大受益者就是官僚中的精英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有意设计与极度贪婪加速了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中国正在重复巴西道路的覆辙，中国经济陷入“滞涨怪圈”根源就是严重两极分化造成的恶果。

　　今天我们习惯耳闻目染“官二代”与“富二代”穷奢极欲的奢华，却无法直视穷人卖儿鬻女的悲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极大部分赤贫的人无法支撑起一个有活力的市场，权力与金钱媾合的造富运动，毁掉的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更是毁掉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