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合社会即价值历史观解读
政治与经济，是社会生命体完全不同的功能，经济的核心功能是创造物质财富，而政治的核心功能是制定和践行正确的法律法规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二者绝不能错位，不能侵入对方的领域，如果将国家比作家庭的话，那经济就是男人，负责播种、赚钱，而政治就像女人，负责孕育、家务，男人虽有种子但自己是怀不了孕的，女人能怀孕但需要男人提供种子。
一个国家或文明，性质与家庭甚至动物体是完全一致的，需要阴阳有别又一体，稍有不同的是，国家与文明需要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的程度，因此，一个国家与文明，其经济与政治之间一开始总是不平衡的。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人群有限，因此，经济与政治之间是混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政治并没有独立出来，就像现在的村民小组，村组长不是职业脱产的，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与配套人员，相关的村务活动基本是在茶余饭后或田间地头完成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群和区域的扩大，政治事务就多了起来，兼职或业余来做就办不到了，必然需要专职的人员以及相应的设施、机构，这样，政治慢慢就脱离了经济而独立出来。政治脱离经济或独立出来之后，必然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成本谁来支付，二是选择什么人来主持政治，二者是紧密相关的，围绕这两个问题，政治体制不断发生着漫长的演变。
先看看最先可能选择的政治模式，那必定是成本分摊（具体分摊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既然是分摊，必然相应地要求民主选举或选择政治主持人，人类文明最先所做的选择应该就是这种模式，这从逻辑、现实经验及历史事实来看，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的股份制实际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原始民主制的存在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之为成本分摊选举政治体制，这是所有文明的共同起源。
但是，成本分摊选举政治模式，有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适用范围很窄，也就是说它的空间容量非常小，最多只能在如今的乡镇范围内可以有效实施，而一旦范围扩大之后，就无法有效实施了，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政治制度创新，且这种创新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其最可能的路径、逻辑如下。
其一，经济和组织能力强的少数甚至个别家庭、家族、氏族，带领原有小区域内的民众开拓新区域，所获得的财富由原区域内的民众共享，被开拓、征服区域的民众作为奴隶使用，其中开拓或征服有功的少数家庭、家族、氏族，就变成经济和政治世袭贵族，原区域的民众就成为公民或平民，这样，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就合为一体了，这正是古希腊罗马早期的道路，我们把这种成型的政治模式称之为对外掠夺型奴隶民主体制。
在这种体制中，政治的力量几乎直接来源于经济，且政治本身具有双重含义，即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奴隶制，其经济基础主要是奴隶经济和掠夺经济，因此，其政治并没有独立出来，经济也没有实现公平，所以，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平衡不可能实现，国家阴不阴、阳不阳，阴阳不清不分，就像阴阳人一样，尽管有局部民主成分，整体上则是非常不合理的，必然是短命的，希腊雅典和早起罗马共和国的短暂辉煌就是证明。
其二，上述对外掠夺型民主体制，在古代生产力和经济落后的情况下，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很脆弱的，需要不断对外掠夺才能支撑，这必然导致外部强烈反抗，同时，对外掠夺又往往高度需要统一，此外，内部贵族与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也会争斗不断，这样，一旦失去内部平衡和外部财力输入时，迟早要走向君主专制，且保留奴隶制，我们把这种成型的政治模式称之为奴隶制君主专制体制，这是现代社会之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
在这种制度中，政治已经基本独立出来，政治与经济的直接联系也基本被切断，即君主已经脱离了生产，国家阴性开始明确，但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经济即阳性是很不牢固的，其单一的统治阶层军事力量即阴性也是不牢固的，所以，社会生命体所需要的政治与经济对立统一平衡也不可能实现，国家阴阳两气两面都很弱，相当于得了阴阳两虚病症，自然无法长寿。尽管古罗马后期实施了扩大公民范围的政策，但西罗马还是很快灭亡了，其他文明中所有类似的皇朝，即便如东罗马、奥斯曼那样维护时间较长的帝国，也都灰飞烟灭就是证明，而且一旦灭亡，就再也无法重建，这是所有奴隶制的必然结果，所以，只要存在大规模的奴隶制，就是很落后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不管你在统治阶级内部是采用民主制还是君主专制。
其三，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内，存在多个类似于乡镇规模的原始社会实体或生命体，相互之间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地盘，但由于存在几个势均力敌实体，长期下来谁也无法吃掉谁，最后只好形成联盟，选举其中德高望重的氏族做盟主，但各氏族内部仍然保留各自的独立自主，这就是中国远古传说中三皇五帝禅让制时代，其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把这种成型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邦联民主制。单就政治而言，这是一种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最高联盟是虚的实体，就像当今的国际结盟提一样，没有军队，没有财政，很容易破裂，因此，再好的政治制度，只要无法驾驭经济或与经济实现一体化，必然是短命的。
其四，既然上述邦联民主制仍然是非常脆弱的，就必然会很快消失和被取代，取代方式也必定是朝着盟主世袭方向发展，这样，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邦联民主与盟主垄断混合制。盟主垄断地位的获得者，既可能是经济力量强大，如德国主导的欧盟，也可能是军事力量强大，如马其顿主导希腊，更可能是二者都强大，如美国主导西方乃至世界。中国的夏商周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欧洲的中世纪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政治制度，既不算民主，也不算专制，但既有民主因素也有专制因素，勉强可以说是二者的混合，它是中国古代墨子所极力提倡的。
无论是邦联民主制还是种邦联民主与盟主垄断混合制，都是很松散的政治体制，最主要的是政治与经济过于分离，这导致二者很不稳定的，所以，社会生命体的政治与经济对立统一平衡不可能实现，主要问题是阴气不足即阴虚，导致平衡不了阳气，一旦阳气过旺，就会烧毁整个社会生命体。自然，这两种政治体制在历史上只会短期存在，很快就得进行重新选择或创新，最终要么统一，要么分立，前者正是中国的道路，而后者正是欧洲的道路。
其五，正是因为夏商周邦联民主与盟主垄断混合制很不稳定，所以，必然需要进一步创新，而且，其创新也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邦国或诸侯国自行其是，放弃共主，像中世纪之后的欧洲那样；二是经济或军事力量最强大的集团（氏族、种族、邦国、诸侯等），通过战争建立统一国家并采用君主官僚专制体制，这正是中国春秋战国混乱之后秦汉所走之路，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君主官僚专制。
虽然同样是君主专制，但中国的君主专制，完全不同于前面分析过的奴隶制与君主专制混合体制，而是属于非奴隶制的君主专制体制，前者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各个文明之中，而后者只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非奴隶制，这才是中华文明最优秀的地方，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中华特有的君主专制体制，尽管社会生命体政治与经济对立统一平衡也不可能实现，主要是阴盛阳衰，即患有阴气过重、阳气不足的阳虚、肾虚病，但远远优于奴隶制与君主专制混合体制那种阴阳两虚的状况，原因在于阴阳之间至少保护好了一端，失衡的另一端则通过变相的方式或手段维持间接平衡，那就是周期性的改朝换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从人类文明小范围的原始分摊民主不再适用之后，尽管逻辑和历史上存在着对外掠夺型奴隶民主体制、邦联民主制、邦联民主与盟主垄断混合制三种变体的民主政治模式，但由于这三种模式的天然缺陷，最后，必然都会实施君主专制，而不管其是否采用奴隶制。
最后，再补充谈一下中世纪及其后来的欧美政治体制。由于欧洲一直比较落后，在罗马帝国时代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当然也就没有定型的政治体制，以至于西罗马灭亡之后，欧洲并没有能够接替的能力，因此，欧洲只能借助罗马的余威和留下的基督教遗产，勉强建立了邦联民主、君主专制、贵族共和等多种政治体制混杂的文明体系，这本来就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政治格局，是必然会很快消失的，但这也为欧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空间以及内部活力，恰好随着阿拉伯和伊斯兰力量的向西扩张，给欧洲带来了古希腊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欧洲在吸取了这三大文明养分的基础上，并在其原始民主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就通过对外掠夺型经济积累了大量财富，然后再有效地运用于科技和工商业，壮大了资产阶级，完成了人类其他地方都没有完成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平民革命，在古代希腊雅典直选民主、罗马共和民主、中世纪邦联民主体制的基础上，先发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先后建立起了现代民主，但放弃了古代对外掠夺型民主体制内部的奴隶制，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
近代以来的欧美社会生命体的经济、政治对立统一阴阳关系，总体上还是比较平衡的，主要表现在：阴性政治基本上是独立的，由于有强大的税收支撑，政治对内对外也是强大；阳性经济也基本是独立的，更是自由的，由于领先科技的支撑和外部文明的落后，无论对内对外也是强大的。欧美这种政治、经济平衡的结构，正是其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这是其他所有文明目前还达不到的，只有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勉强做到了，这也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现在西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以中国为首的后发国家奋起直追，他们虽然还保持着一定的政治优势，但经济优势已经不大，加之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作用，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整体优势；二是内部过于分化，同时，经济过于虚拟化，再有长期过高的优势地位，腐蚀了国民的进取心。
政治与经济，是社会生命体完全不同的功能，经济的核心功能是创造物质财富，而政治的核心功能是制定和践行正确的法律法规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二者绝不能错位，不能侵入对方的领域，如果将国家比作家庭的话，那经济就是男人，负责播种、赚钱，而政治就像女人，负责孕育、家务，男人虽有种子但自己是怀不了孕的，女人能怀孕但需要男人提供种子。
一个国家或文明，性质与家庭甚至动物体是完全一致的，需要阴阳有别又一体，稍有不同的是，国家与文明需要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的程度，因此，一个国家与文明，其经济与政治之间一开始总是不平衡的。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人群有限，因此，经济与政治之间是混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政治并没有独立出来，就像现在的村民小组，村组长不是职业脱产的，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与配套人员，相关的村务活动基本是在茶余饭后或田间地头完成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群和区域的扩大，政治事务就多了起来，兼职或业余来做就办不到了，必然需要专职的人员以及相应的设施、机构，这样，政治慢慢就脱离了经济而独立出来。政治脱离经济或独立出来之后，必然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成本谁来支付，二是选择什么人来主持政治，二者是紧密相关的，围绕这两个问题，政治体制不断发生着漫长的演变。
先看看最先可能选择的政治模式，那必定是成本分摊（具体分摊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既然是分摊，必然相应地要求民主选举或选择政治主持人，人类文明最先所做的选择应该就是这种模式，这从逻辑、现实经验及历史事实来看，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的股份制实际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原始民主制的存在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之为成本分摊选举政治体制，这是所有文明的共同起源。
但是，成本分摊选举政治模式，有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适用范围很窄，也就是说它的空间容量非常小，最多只能在如今的乡镇范围内可以有效实施，而一旦范围扩大之后，就无法有效实施了，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政治制度创新，且这种创新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其最可能的路径、逻辑如下。
其一，经济和组织能力强的少数甚至个别家庭、家族、氏族，带领原有小区域内的民众开拓新区域，所获得的财富由原区域内的民众共享，被开拓、征服区域的民众作为奴隶使用，其中开拓或征服有功的少数家庭、家族、氏族，就变成经济和政治世袭贵族，原区域的民众就成为公民或平民，这样，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就合为一体了，这正是古希腊罗马早期的道路，我们把这种成型的政治模式称之为对外掠夺型奴隶民主体制。
在这种体制中，政治的力量几乎直接来源于经济，且政治本身具有双重含义，即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奴隶制，其经济基础主要是奴隶经济和掠夺经济，因此，其政治并没有独立出来，经济也没有实现公平，所以，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平衡不可能实现，国家阴不阴、阳不阳，阴阳不清不分，就像阴阳人一样，尽管有局部民主成分，整体上则是非常不合理的，必然是短命的，希腊雅典和早起罗马共和国的短暂辉煌就是证明。
其二，上述对外掠夺型民主体制，在古代生产力和经济落后的情况下，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很脆弱的，需要不断对外掠夺才能支撑，这必然导致外部强烈反抗，同时，对外掠夺又往往高度需要统一，此外，内部贵族与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也会争斗不断，这样，一旦失去内部平衡和外部财力输入时，迟早要走向君主专制，且保留奴隶制，我们把这种成型的政治模式称之为奴隶制君主专制体制，这是现代社会之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
在这种制度中，政治已经基本独立出来，政治与经济的直接联系也基本被切断，即君主已经脱离了生产，国家阴性开始明确，但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经济即阳性是很不牢固的，其单一的统治阶层军事力量即阴性也是不牢固的，所以，社会生命体所需要的政治与经济对立统一平衡也不可能实现，国家阴阳两气两面都很弱，相当于得了阴阳两虚病症，自然无法长寿。尽管古罗马后期实施了扩大公民范围的政策，但西罗马还是很快灭亡了，其他文明中所有类似的皇朝，即便如东罗马、奥斯曼那样维护时间较长的帝国，也都灰飞烟灭就是证明，而且一旦灭亡，就再也无法重建，这是所有奴隶制的必然结果，所以，只要存在大规模的奴隶制，就是很落后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不管你在统治阶级内部是采用民主制还是君主专制。
其三，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内，存在多个类似于乡镇规模的原始社会实体或生命体，相互之间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地盘，但由于存在几个势均力敌实体，长期下来谁也无法吃掉谁，最后只好形成联盟，选举其中德高望重的氏族做盟主，但各氏族内部仍然保留各自的独立自主，这就是中国远古传说中三皇五帝禅让制时代，其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把这种成型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邦联民主制。单就政治而言，这是一种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最高联盟是虚的实体，就像当今的国际结盟提一样，没有军队，没有财政，很容易破裂，因此，再好的政治制度，只要无法驾驭经济或与经济实现一体化，必然是短命的。
其四，既然上述邦联民主制仍然是非常脆弱的，就必然会很快消失和被取代，取代方式也必定是朝着盟主世袭方向发展，这样，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邦联民主与盟主垄断混合制。盟主垄断地位的获得者，既可能是经济力量强大，如德国主导的欧盟，也可能是军事力量强大，如马其顿主导希腊，更可能是二者都强大，如美国主导西方乃至世界。中国的夏商周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欧洲的中世纪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政治制度，既不算民主，也不算专制，但既有民主因素也有专制因素，勉强可以说是二者的混合，它是中国古代墨子所极力提倡的。
无论是邦联民主制还是种邦联民主与盟主垄断混合制，都是很松散的政治体制，最主要的是政治与经济过于分离，这导致二者很不稳定的，所以，社会生命体的政治与经济对立统一平衡不可能实现，主要问题是阴气不足即阴虚，导致平衡不了阳气，一旦阳气过旺，就会烧毁整个社会生命体。自然，这两种政治体制在历史上只会短期存在，很快就得进行重新选择或创新，最终要么统一，要么分立，前者正是中国的道路，而后者正是欧洲的道路。
其五，正是因为夏商周邦联民主与盟主垄断混合制很不稳定，所以，必然需要进一步创新，而且，其创新也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邦国或诸侯国自行其是，放弃共主，像中世纪之后的欧洲那样；二是经济或军事力量最强大的集团（氏族、种族、邦国、诸侯等），通过战争建立统一国家并采用君主官僚专制体制，这正是中国春秋战国混乱之后秦汉所走之路，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君主官僚专制。
虽然同样是君主专制，但中国的君主专制，完全不同于前面分析过的奴隶制与君主专制混合体制，而是属于非奴隶制的君主专制体制，前者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各个文明之中，而后者只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非奴隶制，这才是中华文明最优秀的地方，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中华特有的君主专制体制，尽管社会生命体政治与经济对立统一平衡也不可能实现，主要是阴盛阳衰，即患有阴气过重、阳气不足的阳虚、肾虚病，但远远优于奴隶制与君主专制混合体制那种阴阳两虚的状况，原因在于阴阳之间至少保护好了一端，失衡的另一端则通过变相的方式或手段维持间接平衡，那就是周期性的改朝换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从人类文明小范围的原始分摊民主不再适用之后，尽管逻辑和历史上存在着对外掠夺型奴隶民主体制、邦联民主制、邦联民主与盟主垄断混合制三种变体的民主政治模式，但由于这三种模式的天然缺陷，最后，必然都会实施君主专制，而不管其是否采用奴隶制。
最后，再补充谈一下中世纪及其后来的欧美政治体制。由于欧洲一直比较落后，在罗马帝国时代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当然也就没有定型的政治体制，以至于西罗马灭亡之后，欧洲并没有能够接替的能力，因此，欧洲只能借助罗马的余威和留下的基督教遗产，勉强建立了邦联民主、君主专制、贵族共和等多种政治体制混杂的文明体系，这本来就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政治格局，是必然会很快消失的，但这也为欧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空间以及内部活力，恰好随着阿拉伯和伊斯兰力量的向西扩张，给欧洲带来了古希腊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欧洲在吸取了这三大文明养分的基础上，并在其原始民主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就通过对外掠夺型经济积累了大量财富，然后再有效地运用于科技和工商业，壮大了资产阶级，完成了人类其他地方都没有完成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平民革命，在古代希腊雅典直选民主、罗马共和民主、中世纪邦联民主体制的基础上，先发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先后建立起了现代民主，但放弃了古代对外掠夺型民主体制内部的奴隶制，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
近代以来的欧美社会生命体的经济、政治对立统一阴阳关系，总体上还是比较平衡的，主要表现在：阴性政治基本上是独立的，由于有强大的税收支撑，政治对内对外也是强大；阳性经济也基本是独立的，更是自由的，由于领先科技的支撑和外部文明的落后，无论对内对外也是强大的。欧美这种政治、经济平衡的结构，正是其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这是其他所有文明目前还达不到的，只有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勉强做到了，这也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现在西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以中国为首的后发国家奋起直追，他们虽然还保持着一定的政治优势，但经济优势已经不大，加之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作用，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整体优势；二是内部过于分化，同时，经济过于虚拟化，再有长期过高的优势地位，腐蚀了国民的进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