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表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是一个脱离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一个小小的利益集团和阶层，他们是一批决不允许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和建设者。在毛主席看来，越是共产党员出身的领导干部，越是要比其他成份出身的人更要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和批评，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1953年初毛主席分析了一年多来三反运动的基本情况后，认为党内有些不良状况还未受到触动和改正。他在1953年1月5日为中央起草了转发山东分局纪委一份报告的批示即：《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他代表中央对山东分局能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为中央写的这个指示，实际上就是新三反的提出，是一年多来开展的三反运动的深入发展。是年3月6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开展新三反斗争经验的批语》则第一次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确定为开展新三反斗争。之后毛主席又在3月14日和3月25日分别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新三反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中央关于如何在县区乡进行新三反的指示》。
回顾老三反、新三反运动中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数百个文件、批示、批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人世纪的承诺——跳出那个可怕的历史周期率，而忘我地工作。当工人阶级执政党内部的邪气恶势力一旦敢于向革命党挑战的时候，他从来就是毫不犹豫地带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拍案而起，迎头痛击。坚定了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这个首要目标。经过老三反、新三反运动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几代人，它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当人们回顾毛泽东、周恩来体制的毛泽东时代其社会进步之风气、人民斗志昂扬之状态时，总是不会忘记他们在老三反、新三反运动中对锁定共产党人继续革命首要目标所表现的无私和无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确是世界上罕见的得人心的政府，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在新中国的成长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和榜样是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所没法相比较的伟大的人民政府。她之所以得民心，她之所以能让中国百姓在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已经三十四年了，但人们一旦回忆起这届政府的时候，仍然会神经质一样怦然心动并激情久久难以忘怀，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社会上特别是对共产党内出现歪风邪气和黑恶势力分子而危害到人民利益、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时候，他们完全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同人民群众一样疾恶如仇!就是这样一个连只字不识的劳动人民都很早很早就懂了的问题，在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以后直到今天的共产党内竟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们却装糊涂了、不懂了!既然对毛主席花了三十余年心血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非理性否定，那么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内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出现前腐后继经久不息，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恰好证实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所以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以后，在中国制造这种报应的那些人们是不是应该有点历史责任?对于制造报应的那些歪理邪说难道不应受到历史性的批判吗?公民的这种严肃探问，在中国又该由谁来回答呢?
第四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的首次出现，第二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老三反运动和新三反运动在新中国起步的几年里显示出来的伟大历史作用，已被载入史册，也是当年全世界有识之士刮目相看的伟大社会进步运动，它对去掉执政党身上的毒瘤、保持共产党人应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并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空前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促进整个社会的伟大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又悄悄地显露出来，与人民群众和革命事业的矛盾日益凸现。
1953年1月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对那时出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阶级属性作出了结论：“这是反动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反映的问题”。对于四年后以新的形式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毛主席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他首先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从理论上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公道地说，经过至今五十三年的历史验证，至今在中共党内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写出或产生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继而毛主席3月18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便坦诚地表示：“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尖锐的指出：党内一些人，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一触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毛主席希望这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天，即3月19日，他又乘车去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了话，他特别告诫全党干部：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工作做到底。他希望党内的各级干部要虚心听取人们，特别是下级和百姓们的批评。他告诫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要靠官、靠职位高、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即使资格老，有一天办了糊涂事，讲了一些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他指出：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第三天即3月20日又乘车去上海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了话。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当时是特别关注执政党的各级干部自身存在的弊端在这些社会问题中所处的重要位置，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匈牙利、波兰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是客观的。毛主席一眼看出，群众闹事的根子在于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所以在1957年4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中，特别提醒高级干部对人民闹事要有正确的态度，他又一次告诫高级干部们：“党内有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的方法，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这才是人民闹事的关键之所在。5月4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现在整风开始，暂时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从以上列举的若干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毛主席是铁了心要通过整风铲除党内存在的种种剥削阶级意识和作风，而且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这对于那些欣赏官僚主义作风，善于玩弄宗派手腕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好过也不愿过的重要关口。就在此时，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借党整风之机向党发难，党中央也只得在整风的过程中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毛主席在1957年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中专门讲了反右派的问题，他的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高级干部负责同志。为了使反右斗争不出现扩大化，毛主席在文中严肃告诫这些高级干部：给右派分子扣右派的帽子“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他还告诫党内高级干部：“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教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犯错误的人，更是要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这是毛主席在反右斗争时最早为党制定的右派标准。可以看得出，在他眼中的右派，数量是极少的。是年8月1日毛主席为中央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又重申：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这个指标中还特别叮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十分担心党内那些在整风中受到批评而心怀不满的各级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们会顺势借着反右派斗争而发泄自己的怨气，毛主席十分担心反右派会因此出现扩大化。后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担心却真的完全成了事实!
毛主席为了能够较多的了解社会实际，他一直倡导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一旦离京探亲，都要在回京后向他汇报所见所闻。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们数十年恪守这个规定，并成为一种习惯。反右斗争进入尾期的时候，他从多种渠道了解了一些严重扩大化的倾向，有些甚至已经荒唐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毛主席亲自为中央起草的那些指导反右派斗争应掌握的政策，几乎统统化为泡影。这是毛主席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他马上警觉到了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基层干部的鉴别水平不高。而因这个鉴别水平不高而出现扩大化的问题，其根子也还是在上面，因为他在1957年8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批示中明令他们：“要对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十分注意的”。显然是这些高级干部们严重失职了。二是党内存在一种极左思潮。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着误以为打的右派越多越革命，他们全然不顾毛主席1957年5月15日写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高级干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以及8月1日又一次发给他们的指示，他们不顾这些指示中的严肃规定和要求，却自以为是地篡改和抛弃了毛主席的那些具体规定和要求，因而把不属于右派的成千上万的若干人打成了右派。这种极左行为使毛主席十分不安，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恶劣倾向，居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如此明目张胆地表现了一番，使他深深感到这次党内整风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为了从根本上挽回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党内极左思潮对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毛主席敦促中央书记处并亲自参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于1957年10月15日发出，这个《通知》指出：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共六条，作者在此恕不一一列出，请研究者查询即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有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共六条，作者在此也恕不一一列出，也请研究者查询即可)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派运动中简称“六划”“六不划”文件。如果当年中央书记处、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真的按毛主席特别关心的这个中共中央文件的要求去善后的话，那么1957年反右斗争党内出现的极左思潮所制造的反右扩大化，是会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然而事与愿违，原因是执行者们依据这个文件去对号已打成的右派分子的时候，发现其合格率很低很低，有许多单位或部门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右派分子。这使他们很难堪，他们也就干脆采取拖延不积极办理的法子，而那些冤枉者们却都真的被当成反革命或被进行劳动改造，或被开除党、团籍，或被开除学籍、工籍。后来毛主席又不断从一些人那里得到关于不够格的右派迟迟不能摘帽子的情况，因而1959年中央又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先后5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1978年4月最终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直至1981年底基本上复查改正了被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1980年秋，我认识了一位曾在某省委工作的副书记，说起1957年的反右，他毫不忌讳地说“如果当年从上特别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能按运动一开始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文件去指导反右派斗争的话，那么反右派是绝对不会扩大化的。退一步说，即使开始时扩大化了，但如果真能按中央10月份下达的划分右派标准的通知去复查的话，也会从根本上得到补救而避免那个历史错误的”这位当年亲历反右斗争过程的老同志皱了一下眉头对我说：“不行啊，没有那个觉悟呀，当时认为反得右派越多越革命，不少人就是因为反右派时是积极分子而被称为火线入党的人，那是很光荣的事啊。可是再按文件对号却又不是右派了，那么你那个革命的积极分子怎么来的?又有什么理由被火线入党呢?你说难堪不难堪?”我听后呆若木鸡。当然这位老同志毕竟道出了当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他却只字没提，那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中特别是处在重要位置上的领导干部，对整风运动初期那些敢于批评领导干部的人们的打击报复。因为这些人批评过他们，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也包括有些批评是不那么准确的，所以这些领导干部心里烦得很、气得很，那么就借这个反右派出出恶气了。因而即使后来对照中央的文件或指示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却也不愿去纠正它。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又说了句符合实际的话“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啊”这就是我文中前面讲的，反右派扩大化首先是中央书记处，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这些高级的领导机关的责任人们犯下了最前瞻的两个错误：一曰运动之初没有按毛主席写的内部文件或中央指示办，造成了反右扩大化;二曰运动结束前不积极按照中央下发的《划分右派标准的通知》去补救或挽回已经造成反右扩大化的事实。正是这种极左思潮驾驭了反右派斗争而造成了反右扩大化，而他们同时又以阳奉阴违的姿态，不愿用运动后期操作性很强的中央文件去为那些被冤枉为右派分子的善良人们摘掉莫须有的右派帽子。所以毛主席在反右派斗争之初就及早地向省市委、地委、县委一级干部发出了内部文件，告诫他们：“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恰恰就是这些不听劝告的高级干部们在整风和反右的过程中没有真正触及到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以他们和那些他们领导下的若干部门与单位的那些领导者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都对反右扩大化有着共同的兴趣，而对纠正这个扩大化却又有着共同的不感兴趣。这种同病相怜的思想基础就是拒绝对自己的革命而热衷对他人的极左革命。这就是毛主席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斗争中与党内“有的人”搞极左思潮的第一次交锋。实事求是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反右斗争的确取得了伟大胜利，该反的右派的确没有落网。但由于党内自上而下存在的极左思潮并没有从根本得到纠正，却极大地干扰了这次反右斗争，它所出现的扩大化不是一般的扩大化，在整出的55万多右派中不合格的右派却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岂不令人深思?反右扩大化的事实，使毛主席再一次从实践上锁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是在共产党内。尽管1978年4月最终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却对当年是谁以及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那么大的反右扩大化，却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讲清楚，而那些从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内念念不忘贬毛和反毛的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们却至今一直仍把这个扩大化的帽子扣在毛主席头上，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戏说和悲剧，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内“有的人”搞极左思潮的第一次显著恶性表演。
第五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难纠正党内出现的首次左倾冒险主义，第三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有关如何看待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段历史，究竟是谁在那个年代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推行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又是谁在发现这些错误的时候决心以人民利益为重进行拨乱反正、为扭转与改变高级干部急于求成碰壁也不想回头的状态、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呕心沥血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制定和推行纠正一系列错误的那些方针和政策?又是谁为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郑州会议，1958年11月又在武昌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并且在这些会议上因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人虽经他循循善诱、耐心等待却还一直迟迟不能改变错误而让他恼怒发火大动感情?有关这关方面的问题，我在2009年为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提供的年会征文《要历史地看待历史》中专门做了论述，那么本文也就不再细细追述。
掀开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段历史的画页时，那一幕又一幕的情景让人们看到毛主席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面貌，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什么过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今天来思考这个总路线的价值更显得那么灿烂和耀眼。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气魄，永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希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所必须具备的国魂和民族魂，没有这个气魄能够在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让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卫星上天吗?没有这个气魄中国能够在毛泽东时代跻身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的行列吗?没有这个气魄所建设出来的骄人成就能感动了世界多数国家的人民于1971年顺利打破了资本主义强国和超级大国主宰联合国的不合理状态而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相当一部分高层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变成了一个对过去集体健忘的特权阶层，由于个别权威人士的推涛助浪，以至于让那些借评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人的胡言乱语当成了贬毛、反毛的官方意识。人们不仅要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发展观《论十大关系》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吗?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及高指标、浮夸风等五风的泛滥恰恰又是毛主席呕心沥血所反对的党内那些左倾冒险主义者所搞的极左行为，非要把这些极左行为与毛主席提出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去挂钩，能蒙混过关吗?而一定要把他们之间等同看待的思想居然在1978年以后的30多年里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深学者们的著述都为这些人汗颜!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及鼓吹高指标、浮夸风的闹剧中，使毛主席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对象就是共产党内这样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耀武扬威的负责人们，由于他们所处的领导地位很高，其错误思想与错误行为会影响到国家的层面或大的地区的层面，党若一旦放纵了他们或缺乏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有力监督，他们就会对国家或地区产生极坏的作用。显然，这个思想较量是沉重的，也是艰巨的。因为在党的多次会议上以及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多个中央文件里毛主席三番五次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但纠正起来却是很困难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一些人一直对自己所犯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以共产风为代表的“五风”的严重错误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它的危害性，甚至流连忘怀，所以他们仅在会议上表示要纠正错误而行动上则迟迟不动，特别是不肯触及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高级干部层面的思想状态也就相当迎合了地区、县、公社和基层农村干部中的不少人。因而直至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又不得不亲自执笔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而这个指示又是专门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一周之后的3月30日他又为中央执笔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再次发给这些高级干部们。并在指示中尖锐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这个指示要求他们迅速组织和完成新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6月18日毛主席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还专门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其中还集中讲了在工作中如何争取主动权的问题，他诚挚地希望高级干部们要深刻认识和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产生的错误与教训，他指出：“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他也毫无偏见的指出：“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由于从上到下认识工作中错误的力度始终不到位，错误的做法仍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毛主席只好在1960年底又亲自为中央连续起草了若干文件，如11月15日的《彻底纠正“五风”》11月28日的《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2月30日的《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等。在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图虚名而招实祸，明确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
尽管毛主席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对出现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为代表的“五风”全身心地去纠正它，但由于犯这些错误的人们一直认识缓慢、纠正不力，三年过去了，错误做法却依旧存在。无奈之下，毛主席只好在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在广州亲笔给五位中央领导人以及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负责人和这些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写信，题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并准备派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坐机送这封信。他希望这些高干们要亲自去搞调查，指出：“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的全部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毛主席在亲笔信中还这样批评了其中的两个收信人：“也希望邓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他又一次要求这些中央级的干部们读一下他的《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希望他们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毛主席对于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就出现的农村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的极端错误就心急如焚，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曾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不止一次批评过，甚至对这样一平二调的非马克思主义政策和作风动了感情地斥责过，认为比国民党还坏，是一种向农民抢产的恶劣行为，极大地挫伤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对迟至1961年春天却仍旧存在的这种现象，毛主席是焦急不安的，他给中央这些领导人以及省委书记们的这封信，就是想敦促他们赶紧丢掉和改正那些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让“共产风”的阴影能尽早从中国广大农民的心灵上消失，以调动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历史希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能从毛主席在1961年3月13日写给中央五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信中感悟出毛主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难度，而这个难度的关键就在于高级干部中有些人不愿否定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似乎一旦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正是这个私心杂念的恶魔而维护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至于不顾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管带有何种个人偏见的人们，你也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其中的一些人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就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吧?翻过来说，这些维护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和错误的高级领导者们，肯定是没有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没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又有谁能够驳倒这个结论呢?不容置疑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胜利诞生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最艰巨、最困难的目标对象就是共产党内部那些维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高级干部们。毫无疑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断向成熟的方向发展，也是与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艰难地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以“共产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长达三年的艰难交锋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主席对危害革命事业的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历来都是认真对待的，即使涉及到个人受害和冤枉也从来不与错误思潮妥协的。当他领略了纠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以“共产风”为代表的“五风”的艰难历程后，他才把党内思想斗争的矛头锁定在党的各级领导层上，特别是高干领导层面上。1962年1月在他和中央及省部级干部交流思想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决定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人数达7千之多，故也称“七千人大会”。1月30日他在会议上做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共讲了六点，官方只向公众摘要公布了部分内容，但从这点摘要中也能看出毛主席对三年来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得不到根本解决而忧心忡忡。他在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时指出：“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他严肃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主席在讲到党内存在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要吃亏的。”他还指出：“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四十八年前，毛主席画龙点睛的这些谆谆教导，在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那些毛主席担心党内会产生的各种垃圾却从中央到地方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此情此景让中国人发呆，让世界人摇头。谁能说毛主席锁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谁能说这个目标的锁定是脱离了中国、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为了不让人们触动这些特权阶层犯下的左倾盲动主义污秽，那么明目张胆地全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也就是这些人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了。
第六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的第二次出现，第四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有话语权和出镜权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代表官方在讲中共党内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问题时，是用回避历史、掩盖历史、耍政客手段的办法，把真正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些人的帽子，武断地扣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毛主席头上。这是毛主席1976年9月9日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之后，在没有任何争辩权的历史状况下所发生的，此举留给后人的历史深思当属凝重而严肃。三十多年来，一些歪嘴和尚们在评说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时都要讲1962年从7.25至8.24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9.24至9.27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并认定在后者的会议上毛主席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恶论。事实是：1962年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陲发生了新疆问题、中印边界冲突，蒋介石反动派也趁机叫嚣反攻大陆。边境和沿海的动荡，也使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们蠢蠢欲动。而国内和党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全民党”、“全民国家”、“三无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过时”等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也有迷惑和不解。这样一种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尽管会议的中心主要是起草和讨论二十多个文件，但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绝不会对当时影响国内、党内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置之不理的。所以在会议进行到第13天即8月6日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毛主席讲了阶级斗争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让大家讨论。四十八年过去了，即使今天把毛主席讲的三个问题的讲话全部公诸于众，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任何人也是难以挑出毛病的。例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的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了”、“全民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显然毛主席关于对阶级问题的关注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及时的。因此三天后的8月9日及以后的几天内由22人组成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全体成员看法完全一致。从罗瑞卿、李井泉、谢富治、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的发言中可以得到历史的确认。8月20日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毛主席又联系共运史讲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担心怕共产党人去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精髓问题会闹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所以他语重心长地说：“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劲了。”但是20世纪的后二十年和21世纪至今的一些歪嘴和尚们却非要把毛主席的这些珍贵教导拉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上去进行批判、贬低和戏说，这实在是让历史流泪的无知、莽撞、庸俗、低级和无赖了。那就更不用说毛主席在一个多月后的9月24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那次讲话受到更惨的礼遇了，因为毛主席对8月6日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又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其中在讲阶级时他语重心长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明明是为了告诫国人和领导干部不要丢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而讲的这样的一段话，至今30多年却成了中国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那些歪嘴和尚们讥笑、嘲弄毛主席的口头禅!他们在这种天天讥笑、嘲弄毛主席的闹剧中，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9月25日到27日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三天的会议中，所有文件一致通过。而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相继又有董必武、薄一波、朱德、柯庆施、刘澜涛、彭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先后发言，没有任何人有相反意见。所以会后公布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这个问题也有一段440字的概括论述：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主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潮倾向。”应该说这是一段很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是集当时党的智慧而成。把这段论述放在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1978年以后至今的中国党内和社会所出现的黑恶势力、腐化堕落分子这样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来看，更显出它的理论光辉和社会活力。四十八年前毛主席的论述，为世界和中国人民寻求他去世后东欧、苏联为什么会垮台、覆灭，为他与周总理去世后三十多年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党内污泥浊水的泛滥，准备了最好的回答。然而就是这样的理论却至今仍被歪嘴和尚们穷追猛打、武断地辱骂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理论”。
那么，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真正在中国共产党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事情有没有呢?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个扩大化和绝对化就是发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从1963年11月开始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毛主席反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不相信95%的群众和95%的干部那种派工作队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的办法。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他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毛主席对刘少奇这种集中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把广大群众和干部抛在一边的做法是强烈不满的，这也是他多次和一贯强调的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基本原则所不允许的。须知，刘少奇的做法，是按他的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蹲出的“桃园经验”做的。刘少奇对这个“桃园经验”是高度重视的，所以在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对这个“桃园经验”拟了一个批语，说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并在这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
二是毛主席反对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极左做法。在1964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农村掌权者犯错误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时指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他当时是比照土改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反对打击面过宽的势头。毛主席开诚布公地说：“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要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认为，“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事实上在社教运动中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一直是毛主席特别坚持和恪守的原则，早在1963年5月12日召开的杭州会议上他就对中央局的同志们讲：“对于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这也就是他曾比喻和说过的：搞社教多数人是洗温水澡。
由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搞出的“桃园经验”是个极左的东西，所以毛主席在1965年1月5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有针对性地说：“现在，有些人好象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他对社教运动中抛开95%以上的干部、抛开95%以上的群众这种极端的做法，并且是被中央一线高层领导者所认可的“经验”而在全国推广，焦虑不安和忧心忡忡使毛主席只能在会上不厌其烦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在这天的会议上他最后又强调：“不要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20几万人才能搞起来。”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那个《历史决议》中之所以在第17节中必须有一句话要讲，即“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就是因为刘少奇等人在社教运动中的极‘左’思潮是被载入史册的，而且毛主席在纠正刘少奇这个极左错误的过程中是费尽心血，甚至是为此动过肝火的。而值得指出的是，毛主席强调团结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反对打击一大片的思想与他同时强调“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中心问题是整党”，“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就明朗化了。这个明朗化表明：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再到社教运动中打击一大片的极左思潮，是一脉相承的。而毛主席在纠正这些极左思潮中处以公心与他人交锋，也是历历在目的。但是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由于按某个人的政治态度作为评论历史的唯一标准一直成为官方意识在作怪，所以至今仍不能让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国人和世人面前出现。原来1978年那次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长期批判，只是适用特殊人，达到特殊目的一次政治活动而已!权力真理观在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的充分表演，让人们看清了对“两个凡是”批判的实用主义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这也正如毛主席在四十五年前1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他们的一样：“现在，有些人好象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四十五年前毛主席对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进行的批评，1978年以后社会实践的三十多年检验，又让国人看到那些被批评的人们的确是些口头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官僚主义者、自私自利者。因此，这些人以及追随这些人的那些笔杆子们，是绝不会允许不利于他们自己的那些历史事实出现在《毛泽东文集》里、《毛泽东传》里、《历史决议》里、各种书籍里、各种文件里以及电影、电视剧里等等。这种文化封锁还真是管用的，因为他可以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坚信毛主席是一贯的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人，而抵触毛主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那些人却可以被打扮成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人信仰那个“假的喊一百遍就成真的”哲理，所以三十多年间一批御用的文人们就声嘶力竭地喊、且是不怕疲劳的坚持下来了。
在1963年11月到1965年进行中的社教运动表现出来的左倾错误以及毛主席在纠左中遇到的阻力之大，自然使毛主席更进一步觉察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大阻力来自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而高层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人所持有的个人偏见和错误，纠正起来更是十分艰难的。因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派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信念，而且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方法进行下去。
第七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的第三次出现，第五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1965年元旦过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尽管最后通过了《二十三条》，但是毛主席对党中央一线主要领导者在社教中的极左做法的批评和纠正是否有效，还要在实践中拭目以待。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甚至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严肃和沉重。事实上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些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们的发言已经预示了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如12月16日到19日三天中的每天下午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就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328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149个，占总数的45.6%。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主席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华北局的第一书记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72人中有问题的38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在会前给中央写了报告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也认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月15日，毛主席还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写给薄一波的长达一万六千字的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少人在讲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时，是根本不顾这个情况的，似乎没有那个情况一样。因而对毛主席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念的评论完全是一派局外人的轻浮之言。但是，即使形势那样凝重，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只是反复讲要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因而在社教运动中始终坚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犯了错误的人本来就是少数的人，而且还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但是要特别警惕那个极少数的当权派——即党内走资派，因为他们处于重要位置，会对革命事业造成较大的危害。因而反复强调这个运动的重点问题，但也决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政策。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理念，但是众所周知，在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毛主席几次发言对刘少奇等社教中所犯极左错误的批评以及对运动的重点对象的确定，刘少奇等是有抵触情绪的，尽管在1月13日下午刘少奇也召集过一个17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但是从实质上认识社教中所犯极左错误的问题并没有到位。所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委员长、贺龙元帅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主席。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也真的主动找毛主席谈过话，作了些自我批评。但是，从心灵上说，一个高层领导者受到别人的批评，也许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挑战，也许就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接受或改正的。1965年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因为这个文件的第23条规定：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应该说社教运动已在全国铺开了。
勿庸避讳的是，在1966年当全国城市和乡村的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候，原先在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不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又旧病复发再度出现，而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扮演者们，仍是原班人马。这次扩大化的出现，非同凡响，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引发的连锁反应，特别是集中唤起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另外几个宗派的争相表现，给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党和人民政府带来了繁重的工作和巨大压力，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毛主席、周总理生前之所以没有在全国隆重宣布它的结束，其源盖出于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趁此而争相表演的党内几大宗派的恶性发作。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有着致命的影响，而且更由于特殊的条件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那些扩大化的制造者们为突显他们一贯正确而不允许把这个劣迹显现在《历史决议》之中的做法得逞了。因此其影响就不仅是过去、现在，它也影响到将来。而对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的研究，也是1978年以后有出镜权、话语权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去研究的东西。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今不能科学研究和科学对待文化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致命障碍。本文作者思索了三十多年，总觉得这种式样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之，在我进入七旬之列时，说说我的世界观。借以留给21世纪甚至21世纪之后的若干世纪里所有对这段历史有责任感的任何一位有志者，让他们去评说、印证、研究。历史过去了，但历史却是世间永远存在和永远有活力的元素，任何人为了私欲对其进行格外打扮或掩盖都是徒劳的。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中共党内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其中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标志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们，按照“二十三条”第五条工作方法中的规定：“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便放开胆子给不同的上级领导机关或领导者提意见，不少人继续沿用从延安时期以及五十年代以来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也是毛主席希望自下而上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以及不同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中的那些不符合人民要求的“黑暗面”，进而予以改革或纠正所需要。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能这样发展，毛主席1966年6月1日在杭州看到了《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便把他对这张大字报的看法写了批示，认为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上付诸实施了。显然，这个举措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北京各类学校、各类机关以及全国各地的各类学校、各类机关都开始用大字报的形式表示自己对不同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各种言行的看法。对于各级领导与机关受冲击这种局面，北京市委认为不好，便于6月3日开始往北京大学等各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教育部下发文件同意这种做法。这些工作组中有的甚至接管了学校的党委，这是极少数的，而多数则是站在校领导的一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单位来讲，凡是有敢于提意见的，就会有另一方站在领导的方面为领导辩护的，后者的人数尽管少一些，但底气却是很足的。我的一位亲戚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所高校某个系里的总支书记，去年仲夏的一天到我家探亲，期间在聊到文革中的两派时他直言说：“保守派都是支持我们的，他们中的党员是我们发展的，有些是准备以后发展的培养对象，要不是碰上文革，以后陆续都会入党的。”他还毫无回避地对我说：“那个时代，大学生一入校，根据档案里介绍中学时的表现，就提前把他们谁在哪一年入党的顺序排列好了。因此，文革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些人便牢牢地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并通过他们团结了一批学生。”亲戚在34年后谈起文革时说的这番话，是有普遍性的。由于工作组绝大部分是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因而保守这一派的群众对于敢于提意见造反那一派的群众也是不放在眼里的，并且协同工作组和校领导整理了造反派的一些材料。不少工作组、校领导也就真的把不少造反派中的教师、学生打成了“伪左派”、“真右派”，有的甚至被开除了党籍和团籍。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统计，工作组伙同校系两级党组织在很短的几十天内，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不少人一直在撰写某些“红卫兵领袖”人物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你会看到这些人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多么简单和容易。如在清华大学那年秋天马上就要读大四的学生蒯大富，就是因为一开始是给老师们写了一些批判的大字报，后来就升级给系主任写了大字报，再往后是给学校领导贴了大字报，最后工作组驻校他们又给工作组写了大字报。这种对立，按说也不可怕，毕竟不是杀人、放火和投毒，按“二十三条”中第五条关于“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的规定，也不应该将蒯大富列入文化大革命被整对象的。但蒯大富能言善辩，根本不理工作组那一套，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工作组用权力咬定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了右派学生，蒯大富不但用绝食的方法抗议，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工作组也没因此而退缩，工作组决不原谅迁就蒯大富写的驱赶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个错误。6月末的一天，在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校党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团组织最终做出了开除其团籍的决定。蒯大富当场抗议，表示即便坐监狱也不怕。为了防止意外，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事实上这种处理办法，已经比九年前反右派扩大化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本文在前面曾叙述过，1957年反右派时，毛主席担心反右扩大化而在这一年8月1日为中央起草下发的指示中曾严肃指出：“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后来当毛主席发现出了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便又在10月15日敦促中央发出了《划分右派标准》的通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各级领导包括刘、邓及其派出的工作组都把9年前以及两年前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主席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情全忘光了，他们甚至公开提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所以像蒯大富等那样的人们竟然敢于给工作组、校系两级党组织提意见写大字报，那么其灭顶之灾是怎么也不能够逃脱得了的了。这种轻易就把敢于说话、敢于给上司提些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做法，又让人马上回想起一年半前即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就社教运动中工作队(组)的工作态度说的那些话，原来在不少高级干部那里是被置若罔闻的。当时制定的“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主席担心运动中工作队疏忽这一条，所以他不止一次在会上讲这一条。他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批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仅过一个周后的1965年1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当毛主席反对社教中工作队抛开干部、群众这个多数人而搞神秘化秘密串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的极左政策时，他也尖锐指出：“现在，有好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为什么刚刚过去一年，就把党中央制定的文件和毛主席三番五次强调的话忘得干干净净了呢?这件事告诉人们：只要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仅是在口头上认识到了是靠不住的，一到关键时候就一定会露出马脚来的。这件事也告诉人们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1958年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鼓吹高指标、瞎指标的左倾冒险主义、到1964年第二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打击、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五十天内把那么多学生、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九年内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连续搞了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实，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纠正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艰巨性。毛主席正是在同这些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人们的交锋中最终把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锁定在党内那些拒绝人民群众对其进行批评、帮助、改正错误的领导者们。当然毛主席不会容忍工作组动不动就把敢于给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进行批评的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的。7月18日毛主席结束了在外地半年多的活动回到北京。在他经过一番听取汇报、翻阅了相关简报以及召集中央各大区第一书记开会之后，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29日在人民大会党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之后，全国也都这样结束了工作组的使命。
在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为了克服文革初期刘、邓派工作组将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极左思潮，“十六条”中的第七条有针对性的规定：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 “反革命”。这一条款中明确指出：“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强调“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所有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去处理。”
由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在围绕派工作组出现镇压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此前作出撤销工作组、会议制定的“十六条”等这些问题上，是有较大分歧的。在8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评很直接：“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的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由于刘少奇根本没有认识到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是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错误，便毫不示弱地用意气与毛主席对峙：“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这种气氛的出现，使毛主席看到了高层的司令部里出现的问题是没有必要再掩盖的了。于是8月5日毛主席便写下了只有205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并在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就这样从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十六条”，连同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发表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终于结束了社会主义时期借文化大革命之机将大批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局面的出现，的确让95%以上的群众喜悦了，特别让那些因给领导机关或领导者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们更是喜悦了。那种喜悦，不是今天一般人特别是那些以轻浮态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所能理解到的。倘若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得到果断结束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最终会将多少无辜的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那就会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绝不只是第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即1957年反右时的55万多人那个数字的了。10多年前，一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了的资深学者、干部，曾在一次党建理论研讨会上就如何建设党的民主作风而联系到1966年抓右派、抓反革命这个问题时也不无担忧地说：“会产生出几百万的‘右派’和‘反革命’是不在话下的。因为这些喜欢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人会说即使打出九百万‘右派’或‘反革命’，也还占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嘛!”发生在1966年6月以后五十多天里的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至今已经四十四个年头了，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32年间，所有官方的研究机关、部门、媒体等以及它们所撰写的所有各种作品中，也包括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历史决议》，都对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用掩盖的方式予以回避。当然，历史永远都不会被一些随心所欲的人们想怎么改就可以改得了的东西，更不用说那些用游戏人间的那种戏说就更显得让人们可恶了。事实总归是事实，为什么怕讲、不让讲这件事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五十多天里，无论是党组织还是上级派的工作组，它们在对待敢于揭露“阴暗面”的群众面前结成了极左的联合同盟这个事实，给了毛主席一个严重的信号：无论上面还是下面，绝大多数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是不同意群众向他们进行批评和揭露缺点错误的。所以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就指出：“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他所说的“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是指1957年整风反右扩大化、1964年社教不依靠绝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只相信工作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揭露“阴暗面”而受到打击和迫害这些事所说的。显然，这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与毛主席通过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批评而达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缺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刘、邓搞的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更加坚定了毛主席把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锁定在共产党内、锁定在党内那些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动辙就要把不合自己口味的群众无限上纲上线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那些有权势的领导者们。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使文化大革命本来的历史使命受到了致命的干扰。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产生的恶劣影响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让中国百姓对共产党许诺的共产党欢迎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产生了怀疑和后怕。1957年的党内整风，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真诚欢迎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及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掉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各种恶劣作风的。但是随着反右派活动的出现，党内那些原本就不喜欢以及反对整风的一些领导干部便趁机利用反右派的机会狠狠地打击了那些曾经揭露、批评他们错误的群众甚至实行报复，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尽管后来也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但九年后1966年的这次扩大化是在刚刚不到两年即1964年刘少奇推行王光美那个极左的“桃园经验”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再一次发生的专门打击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举动，不仅让当时1966年的人民感到震惊，而且四十四年后的今天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一旦讲起此事，也是反思得非常彻底和真实：“绝大多数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在口头和文件上许诺让人民监督和批评，但心里和实践上却是反感乃至痛恨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1976年在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过了13年，没有吸取历史教训的有血气的中国老百姓居然又喊出了要“惩治腐败、惩治官倒”的宣言，有百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持续集会四十余天。然而它的结局比1957年反右扩大化、比1964年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比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打成的“右派”、“反革命”更惨，更让人后怕。历史是容不得人们去修剪的，仅从1957年到1989年32年间人民群众因监督和批评领导机构或领导者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历史，已经从实践上诠释了毛主席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顽强阻力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8年之后到如今的这又一个32年间中国共产党内像潮水一样出现的建党建国以来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生前所担心的各种污泥浊水的事实，同样从实践上向人们昭示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理性，的确有那么些人却不理性地长期诋毁了它，对此历史也毫无例外地做出了惊人的惩罚性回报。毛主席晚年，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首脑所想不到的更不敢做到的理念变成了现实：发动98%以上的国民向不到2%的官僚主义者们“进攻”，逼迫官僚主义者们洗掉身上脱离人民群众的一切污泥浊水。随着毛主席的逝去，随着他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取缔，毛主席为之奋斗的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继续革命的事业中断了，中国也终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进入了世界级贪腐水平极高的大国行列，这也是相辅相成的历史姻缘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批评和监督而只是口头上许诺的批评和监督或者只是形式上煞有介事地搞什么什么花样和摆设，那么人民心中的那杆称，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就会称出历史的重量来。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他从来都不用语言修饰自己，但从他参与了缔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那天起，他就一直把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视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终其一生，永不放弃这个准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如果刘、邓不是用派工作组的形式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去抓“右派”、抓“反革命”，而是让人民群众把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存在的所有阴暗面都揭摆出来晒晒太阳，然后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对这件事情，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回避的，所以犯那个错误的所有人们也都曾作出过检讨，甚至也有人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永不翻案”，历史记录是有案可查的，当年国人中99%以上的人们都是知晓此事的。但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作古之后不久，那些对天发誓的人却就居然翻脸不认人了，并把自己制造新中国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推了个干干净净，而且还把自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位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史上独一无二的举动。
第二，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顺势推动和引发了党内其它两个派别的活动，三个派别的轮番较量是文化大革命出现极端现象的根本原因。面对刘、邓以派工作组的形式把无辜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毛主席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所以众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的出现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出现，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性。这些措施标志着必须中止把文化大革命视为抓右派、反革命的政治运动，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拥护，而那些醉心于抓右派、反革命的极左干部们尽管大势面前“做检查”，但心底里却是不服输的，所以他们背后支持拥护他们那一部分群众与那些曾被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而已被平反的那一派群众闹对立，以此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表面上看是群众中的一派与另一派的对立，而实质上是执行刘、邓抓右派、反革命的那些干部的灵魂在作祟，就全国而言，大都如此。只是其对立程度有差别而已。这种对立的出现，进一步激起了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那一派的群众对执行刘、邓政策的干部们的对立情绪。诸如所谓比较闻名的那个红卫兵蒯大富，就是因为给校、系、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并被关押监禁18天，平反之后他与支持校、系、工作组那一派的群众的对立，成为必然。那些受压的群众也有以报复的心理和极端的行为回报了当初把他们无端打成右派，开除团籍的校、系领导、工作组。研究文化大革命，不面对这些历史事实，而是按某个人的政治意识去修剪历史，当然是没法理顺历史的，历史上的因、由与产生的历史结果从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值得提出的是：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同各单位的党组织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抓“右派”、“反革命”的极左做法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另外两个派别也伺机而动，这两个派别也是各怀着自己的目的而介入了各地存在的两派群众对立的一派之中，它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上，毛主席和周总理必须随时应付和解决党内这三个派别为了各自的目的所演出的各种恶作剧而带来的社会麻烦。表面上看刘、邓已经倒了，但事实上却以存在的一派对立的群众在表现他们。这三派势力都以阳奉阴违的手法对付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党中央，他们随时变换嘴脸，改变策略，时而极左，时而极右。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尊重历史，真正让历史的真实面貌在中国出现的话，那么一部真实的文化大革命史呈现在人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为了在去世后避免共产党内产生特殊阶层腐化变质葬送革命事业，想方设法给人民以揭露阴暗面的法律权力和实施权力，但是党内的那些反对派们总是轮换着以各种手法转移这个大方向。要么，不让群众揭露，对敢于揭露者就要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要么，就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引导群众搞无政府主义;要么，就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不惜制造武斗。总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极端现象，都是和党内存在的三个派别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也是毛主席、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费尽心血进行周旋和处理的重要内容，说服、教育、批评、斗争交织在一起，而且还要随着三大派别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恶性表演的程度，在不同的时期解决不同的对象。正是这些派别的轮番牵制，干扰和阻挠了文化大革命按预定的轨道发展，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被恶意拉长了，这也是晚年的毛主席多次伤心地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所不满意的根本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什么没有达到毛主席预定的目标?党内先后出现的三个派别的三种表演对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是任何党派和个人都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让历史悲哀的是，自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无论是党派、还是个人，有出镜权和话语权的那些人们却只讲两个派别的表演，并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恶性发作，采取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手段激烈压制人民群众的那个党内派别捧为一贯正确。于是乎戏说文化大革命、戏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戏说毛泽东、戏说毛泽东思想、戏说28年的毛泽东时代，就成了1978年以后30多年的一股畸形文化、畸形意识、畸形政治了。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结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丑瓜、臭瓜，一个让人望而呕吐的脏瓜。
通过以上七个阶段的历史回顾，足以看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中国20世纪中期以来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上毛主席带领全党同党内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一次左倾冒险主义的较量密切相关，它也是这个理论产生的主要根源和基础。
二、揭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推理秘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等于文化大革命不等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不等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三个党内派别搞的极端化，这如同改革开放理论不等于改革开放时期，更不等于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买官卖官，不等于行贿受贿不等于贪污腐化、堕落、吸毒、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等等是一样的道理。
众所周知，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延安时期特别是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产生以来，它的本质思想从来就是把革命的对象、目标锁定在共产党内，就是锁定在共产党内掌握权力脱离人民群众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那些人们，毛主席恪守这个理念和准则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近些年来，我在基层搞社会调查与一些老工人、老农民、老干部谈及此事时，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解。用老百姓的话说，毛主席就是担心当官的人变坏了不走正道，所以让全国老百姓瞪起眼来，替共产党看着他们、批评、帮助他们，实在死不悔改的少数人当然就要打倒了。老百姓也直截了当地说：这几十年从上面到下面出了那么多贪官、黑官，让老百姓恨死了，气死了，现在所有让毛主席担心出的事都出了，谁能说毛主席说错了呢?每次听到普通百姓这些话，都让我的心灵受到激烈撞击。由于所持的阶级立场尖锐对立，人民的立场总是无比鲜明和坚定，而那些歪嘴干部、歪嘴知识分子们出于小集团利益、特权阶层利益、私人利益，30多年来一直站在丑化、诋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立场上。这些歪嘴干部、歪嘴知识分子们为了充分证明他们的歪理邪说是正确的，便玩起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法，他们把毛主席三次反对并纠正党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历史歪曲成毛主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左倾冒险主义，他们把文化革命中党内出现的三个派别搞的那些极端化行为都分析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干出的坏事情，而把毛主席反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反对逼供信、反对打砸抢等方面的论述弃之一边。这种歪理邪说的另外一个意图，就是把党内三个派别搞的极端化行为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就为全盘否定毛主席、全盘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铺平了道路。需要郑重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宝库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种分析问题的指导理论的。如果用歪嘴干部、歪嘴知识分子们丑化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推理法，那么同样就可以得出：改革开放理论就可以等于改革开放时期，就也可以=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吸毒、坠落了。在长达30多年的中国理论殿堂上，不知有多少轻浮之人像蹩脚的相声演员一样在那里试图以大师的身份“解读”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由于解读的始祖人从一开始就怀了极端的个人成见，因此，随着能吹善捧的歪嘴精英们的加盟“解读”，他们的歪理邪说便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创新”、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了。当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他们认为批倒批臭了的时候，原本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共戴天的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吸毒嫖娼、黑恶社会势力就公开招摇过市了，而且像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还成了党政机关和其他所有权力运行的钢铁般的潜规则。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股势力所永远不能与之比拟的一种恶作为，它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年复一年，经久不息，无疑在世界社会政治历史的演绎进程中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文明社会的岁月拷贝。这份岁月时光拷贝对现实中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此其一：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和升华，决不是毛主席一时的闪念和冲动，而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前进的征途上露出了蹩脚、叛逆和罪恶踪迹时人民领袖不得不发出的革命动员令。此其二：当这个伟大理论遭受历史凌辱之时，历史也随即形影不离地作出了如实的报应，在30多年讨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闹剧中，滥用职权、官商勾结、官黑勾结、钱权交易的惊人之举，便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在国家存在公共权力的任何领域里，那些咒骂批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的一批人们，纷纷跌落下马。当然，这也是上司力图死保、但终因马脚露得太多，却无力再保罢了。谁能说出这三十多年里有多少国家领导人入了这个邪道?又有多少中央委员入了这个邪道?还有多少省、部、军级领导干部入了这个邪道?还有多少司级、局级、厅级、处级、县级、科级、村级干部入了这个邪道?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前苦苦想方设法要避开的惨景，居然在他们去世后的三十年里以活灵活现的方式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唱了对台戏。这件事从反面告诉国人：站在小集团利益的立场上，以个人政治利益判杀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理论的做法，肯定就经不住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这个考验了。
三、“党内出现走资派”的判断或概括———符和列宁关于“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的教导。
新中国成立后，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出现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不依任何主观意志可转移的客观事实，在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人民政府的毛泽东时代，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并举的措施把腐败、堕落的丑恶现象控制到了最小的限度内，为人民服务成为国人上下一致的理念，社会上下进步成为国魂，当今滥用职权、买官卖官、官商勾结、官黑勾结、钱权交易的潜规则，在毛泽东时代是难以存在发展的，这也是至今没有任何偏见的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由衷地对毛泽东时代向往它、眷恋它的主要原因。邓小平1985年也曾幻想提出争取用5年的时间使党风社会风气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个理想的状态的。胡耀邦更实际一点，他在1986年提出争取用10年时间重新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个状态的。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转变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关键点，因此大话、套话、所谓的创新的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那些被广大人民群众疾恶如仇的社会潜规则却一如既往的天天在、月月在、年年在，前腐后继已成为中国社会很正常的景色，对此老百姓们年复一年的只有失望和无奈，以德治国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有若干要点，诸如：警惕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要斗私批修、要立新功、要谦虚和谨慎、要发扬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要广泛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等等，而这诸多要点之中最为重要的则是警惕党内产生走资派的论述。而恰恰这个主要问题在1978年以来被一些有成见的人们挞伐了三十多年之久。1964年及以后，毛主席把1959年11月他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论述，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他把凡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抵触的一切东西，在意识形态的分类上都列入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他认为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1964年他在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就明白指出：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把修正主义理解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特别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有着惊人的预见，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主席是把矛盾论述到了最光辉水平的人，这已为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资本主义学者所公认的。毛主席坚持认为，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能否得逞，最后还是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些方方面面的黑暗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1964年1月5日他在会见日共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毛主席也毫不回避的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1964年1月提出的这个预见，仅仅过了二十五年即1989年东欧剧变这个带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实践便检验了它的真理性、不可逾越性。又过了两年，1991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惊人创举，再一次戏剧性的、倾倒性的诠释了毛主席1964年1月提出的那个伟大英明的马克思主义预见，是何等的正确!东欧剧变与苏联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这个沉痛的代价从国际共运史上证明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大国际指导意义，特别是这个理论中关于警惕党内产生走资派的伟大论述，是何等的前瞻和准确!历史的演变就这样以毫不拖泥带水的大溃败和大倒退告诉了全世界，试问：世界上谁能不佩服提前二十五年、二十七年就做出了会出现这个惨景的伟大马克思主义预言家毛泽东主席?1964年以后，毛主席曾在多个场合和多次会议以及若干文件中多次强调：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就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所以他在晚年特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从中央到地方，必须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让人悲哀的是，在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大溃败的前五年和七年，中国那些号称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歪嘴高级干部、歪嘴理论精英们，还在卖力地批判和咒骂毛主席的理论是脱离实际的“左倾理论”，甚至戏弄和嘲笑毛主席关于苏联会出修正主义的预言是“杞人忧天倾”。他们还按捺不住地吹捧戈尔巴乔夫，拥护戈尔巴乔夫，多版次地出版戈氏著作。但历史的巨型鞭子总是毫不犹豫地抽打了那些高级干部、理论精英们的臭嘴巴，这些人脸皮太厚，却一直不承认自己的修正主义恶劣行径罢了。所以我在三年前写的那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一文中曾把这些人比作为“如同中国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毒害中国人，确实一点也不过分的。
当然，国际共运在20世纪末出现的这场大溃败，中国那些号称能够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歪嘴高干、歪嘴理论精英们，是永远都不会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去认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因为他们是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是靠自我标榜就能赢得人民信任的。正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全盘否定和攻击，三十多年来党内才出现了建党、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各级贪官和污吏，其恶劣程度之甚，数量之众，持续时间之长被写进了中国历史，一个在毛泽东时代被广大劳动人民拥戴的共产党，居然在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里被逆转历史的一部分超人们充其进了那么多污泥浊水，以至于连邓小平自己在1989年5月31日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也不得不承认：“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对腐败分子往往下不了手”这正是丢弃、批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生动写照。而顺此产生的党内污泥浊水，恰好证实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人类历史上存在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而制造这个报应的正是那些号称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恶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歪嘴高级干部、歪嘴理论精英们。不管他们怎样狡辩、凭借权力称霸和恶搞，有一天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结果是无论如何也甩不掉的了，只是时间而已。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认为他是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总书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们如出一辙，至死也不会承认早就是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这是一点也不稀奇的事了。我在2009年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年会研讨会上提交的《要历史地看待历史》的论文中说到：“事实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他们迷惑人民的伎俩都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的国别差别，那就是：(1)举起“改革”的旗子作掩护;(2)抓住无产阶级经典领袖人物的“过失”不放;(特别大反特反他们的“个人崇拜”);(3)大肆利用“精英”和媒体肉麻吹捧自己的“主义”;(4)极力贬低和淡化经典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5)甩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6)悄悄推行私有化步伐。不管国外国内现代走资派如何装点自己，而这六个步骤或措施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与国外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是有两点重要区别的：
其一、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并不希望中国走目前世界上真正具有资本主义法治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一个法制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没有那么多条件让他们可以程度之恶劣、数量之众、持续时间之长这样前腐后继地存在三十多年的常盛状态的。毛主席在四十六年前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称谓，是从世界整体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宏观上的意识形态分类的角度提出来的，是从大的“一球两制”的整体现实状况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走资派，他们在实践上显示了他们所追求的社会制度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处于剥削地位的那些阶级所向往的制度。所以2008年我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年会主办的毛泽东思想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一文中，曾直接地提出：“如果有些人始终不能接受‘走资派’这个称号的话，那么把它换成‘走剥削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就该满意了吧!可以简称‘走剥派’”。
其二：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不同于外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又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口头上绝不直接说出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中国党内的这些走资派们，他们心里最清楚：毛泽东思想在漫长的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培育成长起来的几代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要想彻底肃清这个伟大思想在革命人民中的伟大影响是需要较长时间去淡化和削弱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们采取卑劣的韬光养晦手法，以屈求伸的理念指导他们步步为营，得寸进尺地削弱和蚕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打左灯，向右拐”，正是亿万中国人民乃至海外各国友人对中国党内走资派三十多年来政治脸谱的准确勾画。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什么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经济，对于中国的党内走资派来讲，这些统统都是招牌而已。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提出的“党内走资派”的称谓，是对这个理论的画龙点睛，它也符合伟大列宁提出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的”教导，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们心里清楚，全体国人心里清楚，共产党人拥戴它，全体国人拥戴它，只有党内走资派从一开始就惧怕它、反对它、仇恨它，只要有时机可逞他们就必然会全盘否定它。这就是与工人阶级立场背道所使然。
四、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建设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国家意识形态不是自发产生的，在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我们说的高势位，就是指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势能和位能，它的存在和运行无论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和全体国民的凝聚力、辐射力、影响力、渗透力以及征服力、威慑力都是无可比拟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绝不是随心所欲的理念，而是继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先后产生的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东方大国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国家后，在社会生活运转的历程中执政党的内部所暴露出来的反社会进步倾向，而引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警觉并在克服党内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首次左倾冒险主义的较量中逐步总结升华出来的科学理论。尽管有些人三十多年来严格封锁毛主席1949年以后的大批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封锁他在克服党内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首次左倾冒险主义过程中的若干重量级的文献。封锁者们心里明白，一旦这些文献让人民掌握和熟知，封锁者们加在毛主席头上的那些莫须有的一切罪名的阴谋就会不攻自破。尽管如此，人们也还能从封锁状态中官方编出的一些书籍中，看出一些奥妙来。本文作者多年潜心研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加之今年又有机会初次粗读了《毛泽东传》，正是这些官方出的书籍为我的这篇拙文提供了部分查明有据的史料，仅从这些史料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毛主席提出的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所以应该是社会主义中国最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因为这个理论的本质是保证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先进性、人民性。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人民性，为国家执政党和公民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更为剧烈和复杂，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有从高势位建设，才能处于强势地位，才能有效抵制剥削阶级腐朽落后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影响。1989年和1991年国际共运有史以来的大溃败，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腐败恶潮，无可辩驳地诠释了这个真理。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理论，是涉及大量深层次的前无古人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大量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课题，1957年以后假若中共党内没有世人共知的三个大的反对派别对其恶性干扰的话，这个理论对国际共运以及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无疑是相当惊人的了。
由于认识和总结毛主席这个理论，在中国遇上异化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潮，因而这个理论30多年受到了这种思潮的贬低、批判、挞伐，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它的面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向人们展示着它的艰难步伐。毛主席一生致力于为劳苦大众争取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经济上翻身解放、消灭剥削、享受幸福的权利。在他一生看来，社会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65年前他告诫和要求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及其所有成员：“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在全国执政后他又马不停蹄的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在晚年达到成熟，他的这个理论贡献，是20世纪中期以后至今乃至再过几个世纪之内，在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都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真正代表、里程碑标志。工人阶级执政党能否有觉悟认识到这个理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也就是这个党有没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试金石。凡是没有看准什么是社会进步这个标星，凡是不愿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决裂的人们，也就是眷恋贪污、腐化、堕落，眷恋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眷恋小集团、特权阶层利益的人们，都会上下左右自觉地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会不遗余力地贬低、丑化、批判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是在当今中国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历史的碰撞必然会有相应的结果出现，要么在碰撞中前进，要么在碰撞中倒退。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内无论是国际共运还是中国自身，都在争论什么是进步社会的目标上，在实践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的黑云滚滚，让历史、让人们更清楚地找到了历史的答案：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座永远照亮社会主义进步发展的永不熄灭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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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而又沉重的卷后语
本文作者在1981年以后，也曾一度轻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全盘否定，之后仅仅过了四、五年举国上下却开始出现了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极为痛恨的各种污泥浊水，而且这股浊浪气势汹汹，终于在1989年春夏之交有觉悟的热血青年们喊出了“惩治腐败”、“惩治官倒”的时代强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社会进步的脚步却被停了下来，之后一直到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反社会主义的邪道上干尽了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欺男、霸女的勾当，这是13亿中国人中99%的人谁也回答不出来的数字。致命的社会政治退步，迫使国人冷静思考。作为国人中的我，事实上从1985年开始就抛弃了我曾也一度轻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盘否定的理念了。
为了使自己的怀疑找到理性和科学的依据，我从1985年就潜心关注对毛主席这个光辉理论形成的研究，并特别关注从1957年到1966年这九年间党内两种思想(即主张党内批评、自我批评以及欢迎人民群众对党和领导干部的批评与仅仅在表面和口头上承认党内批评、自我批评以及欢迎人民群众对党和领导干部的批评，却在实践上一直站在同正确主张搞对立的错误立场)的尖锐较量上。为了满足“有的人”为掩盖历史真相、达到推卸历史责任的目的，官方机构在先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后改出《毛泽东文集》，以及晚于国外20余年不得不出版的《毛泽东传》中，都把一些相关真实的重要历史记录抛弃了、回避了。即便如此，我在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却还能豁然发现：原来制造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人们就是“有的人”、1958年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鼓吹高指标搞左倾冒险主义的是“有的人”、1964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农村20%以上的农民打成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有的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把敢于批评领导干部的人民群众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是“有的人”。这九年中紧密相连的党内这两种思想的较量，无一不反映出恰恰是党内“有的人”自始自终都站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倾冒险主义的立场上，便“有的人”却竟然把这项历史帽子在毛主席永远缺席的情况下，反扣在毛主席头上，而且大言不惭地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永远的正确者。
人可以撒谎甚至还可以无耻，这是人的自由，但总不能无耻到揣着无耻当高尚的。自古以来，诬良为盗是人间最唾弃的下流行为。基于此因，我想在有生之年的最后时光中，为历史说些公道话，但因身体欠佳，视力极差，从2006年以来，每年也只是能写一篇文章。现在阅读和写作几近奢望，我估计今年的这篇《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很可能就是我的绝版了。如前所述，由于官方封锁历史资料并在三十多年内形成贬毛、反毛的大气候，要想摘掉“有的人”加在毛主席头上那顶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的这件事情，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时间却研究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的国际、国内以及党内的复杂背景，特别需要深化1957到1966年这段时间内党内思想斗争的细致脉络，从中揭示出这个伟大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进步的巨大指导作用。这项工作正是“有的人”最为恐惧和担心的事情，尽管他们在世时一方面运用权力极端封锁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长期重用和鼓动一批文人墨客无所不用其极地在官方媒体上大造舆论，极力贬低乃至丑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但还是不能完全掩盖他们内心的恐慌。“有的人”之所以在1993年1月15日年提出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要在21世纪初对“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并对《历史决议》稿在1980年10月四千人讨论时那些因极度疯狂贬毛，反毛而受到陈云等严厉批评的一些高级干部进行了忏悔，公然赔礼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其实这就是为杜绝自己死后21世纪若出现历史回归会让他们原形毕露而提前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作出的预后处理，是让继承者们必须照办的圣旨。这也从反面看出了“有的人”对加在毛主席头上那顶莫须有的、本来是应该戴在自己头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的做法也是心有余悸的，所以必须提前留下遗嘱让继承者们比他自己更加一把力气地把这个帽子在毛主席头上扣紧一些，再扣紧一些，看来只有如此，才能释去“有的人”心头上那份坐立不安的重负。这是发生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里的故事，其中的玄机、奥妙也是令人们仔细推敲和琢磨的。它又一次让国人实实在在地瞧了一眼变化无常用的“有的人”。
再回首，把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产生的历史沿革与他逝世后被全盘否定而出现的30多年社会政治退步，能说明什么、证明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正是研究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真谛。也是真正研究者们锲而不舍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