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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实习记者罗瑞垚）在校生规模居世界首位、高校数量名列世界第二，高校录取人数年均增长率达10.7%，中西部高校数量自2000年起增加了1.5倍——教育部评估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近年来实现了数量上的“大跨越”，但是“各种结构性矛盾”仍然凸显。专家建议，应降低规模增长速度，重点推进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

　　12月4日，教育部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中期评估的高等教育专题评估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后发外生赶超”中已实现了规模扩张，但还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凸显、科研的社会需求导向不足、管理和评价体系待完善等诸多困难。

　　据高等教育评估组组长、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邬大光介绍，高等教育评估的多项指标均呈连年上升态势：2000年至2014年，中国高校录取率由59%提高到了74.33%，录取人数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7%；平均每10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增幅超过3倍，毕业生占当年新增城镇人口的比例，从12.86%提高到了61.62%。此外，中国高校教职工总数、具有硕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例等也呈上升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以3559万人的在校生数量高居世界首位，以2824所的高校数量名列世界第二；中国高校的毛入学率达到37.5%，提前完成了《纲要》要求的2015年达36%的阶段性目标。

　　面临高校类型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是近年来改革的重点。11月16日，教育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对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进行了具体部署。据邬大光介绍，截至2014年，有178所地方高校加入了“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此外，2014年评估合格的新建本科院校已全部定位为“地方性应用型本科”。

　　报告还显示，从2000年到2014年，中西部高校的数量由544所增长到1363所，增加了1.5倍，目前占全国的53.9%；中西部的高校在读学生数、毕业生数、招生数占全国的比例均过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差距，也从2007年的17个百分点降至6个百分点。

　　但报告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数大，目前各种“各种结构性矛盾”仍然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此，报告建议高等教育规模应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招生的增量还需继续向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中西部地区高校倾斜。

　　报告还建议，应该改变传统东部─中西部的区域资源配置划分办法，“从国家‘一路一带’战略发展需求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需求”，重新考虑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布局和学科专业布点。

　　帮扶贫困生上大学 入学和毕业后同样重要

　　“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是《纲要》中提出的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之一，报告对“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大学机会”等相关政策从2012年-2014年的实施情况也进行了评估。此项评估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任组长。

　　报告显示，自《纲要》颁布以来，教育部自2012年起实施了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国家专项计划”，2014年的招生规模达到了5万名，实施区域覆盖了全国832个贫困县以及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河南、甘肃等10省区，招生学校覆盖所有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211高校及其他地方重点高校。

　　2014年，又增设“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符合条件的高校，须拿出本科招生规模2%至3%的名额招收农村学生。

　　报告认为，“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大学机会”的政策刚性强，实施难度小，因此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推进，“是对招生计划影响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重点高校招收的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人数达到了6.9万人，3年内年共招收农村学生18.3万名。在“211工程”、“985工程”等高校的新生中，每万名学生中的农村学生人数比2013年分别增加200人和220人。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招收的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从2012年的30人增加到2014年的320人；复旦大学的农村贫困地区学生比例也从2012年的10.3%提高到2014年的18.8%。

　　但报告也指出，现行政策举措在短期内看是“适当且高效”的，但其长效机制还有待完善。丁仲礼认为，应该从上大学前、大学期间和毕业后三个环节完善工作。

　　“毋庸讳言，我国许多省市，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市，优质教育资源在城市和农村间的配置很不均衡，即使在公立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别也非常明显。”丁仲礼说，“如果国家不能下大力气，尽快改变这个现状，要想实现‘让更多贫困地区农村孩子上好大学’的愿望，是会有困难的。”

　　但因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较为漫长，丁仲礼建议考虑制定政策，来对农村贫困地区的优秀中学生进行特殊帮扶。

　　另外，丁仲礼还建议通过“一对一”的辅导、奖助学金的倾斜等方式，缓解农村学生在大学期间的不利境遇。据他了解，因基础相对薄弱，在某著名大学的计算机系，农村贫困地区专项录取学生，成绩普遍处在中等偏下水平，“部分学生甚至处在学不下去的边缘”。

　　丁仲礼还指出，更重要也更不可或缺的支持，应该在农村学生毕业后。“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大学，其本身不应该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应该是为这些地区的发展进步、为更多家庭的脱贫致富而培养建设型人才。”他建议，政府和学校应关注这些学生的去向问题，地方政府也尽量为愿意回乡就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

　　单一化的管理和评价体系尚待重构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治理结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 邬大光指出，“‘管评办’分离是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邬大光说，自2010年以来，教育部共取消、下放、转移了85项职责；2013年，仅广东省教育厅就下放了85%的针对高校的行政审批权。在简化行政管理的同时，还积极推进高校强化内部治理结构，截至2015年4月，已有62所普通高校的章程被教育部核准，“基本形成一校一章程的格局”。

　　但报告也指出，目前“外部质量保障机制统筹不足，内部质量保障深层文化缺失”，其“科学性、有效性仍不足”。在教育部下发引导高校转型的文件时，就有学者指出，现行高校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本身存在问题，使“引导”和“扩大自主权”之间存在矛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就认为，“如果体制灵活了，职业教育应用型大学有更多自主性。它们怎么发展就是它们的事，由政府来讲它们需要怎么转型，就是不必要的干预。”

　　报告建议，“进一步改变单一的政府评价导向，培植第三方评价机构，构建第三方评价机制”。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高校在英国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等排行榜上所处位置均逐年靠前；但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念才也曾提醒，仅关注排名，“跟着指标走”，可能会使高校的办学方式日渐趋同。

　　为引导高校合理定位、避免同质化，11月份出台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中已经提出了建立“按绩效拨款”机制，以“引导中央高校合理调整招生规模和学科专业结构”。■

　　（财新记者石睿、盛梦露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