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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干部制度革新 是民族振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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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同时发出)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的素质决定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成也干部,败也干部。为啥改革开放的干部一派腐败?根子全在干部制度上。没有监督的权力,即是腐败的权力。
      干部制度,主要是“干部产生制度、干部进出制度、干部监督制度、干部奖惩制度、干部标准制度、等等的体制机制”。
       我国干部一贯是由上级、主要是一把手决定“是与非”。“考察”同级、下级,以及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是装装门面而已。这样的干部,究竟为谁服务?为谁负责?一清二楚。
       干部是有权人、领路人。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理应是“优秀的工农兵和代表工农兵的知识分子”所组成。
       但是,改革开放的干部(公务员),大多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海归、私人资本家、以及所谓的专家、明星和精英。而且都是由上级来决定的。定的好,是人民的福音;定的坏,是人民的祸根。一切命运全由“干部”决定——上级决定下级。主人——人民群众完全成了“观众”,即使发现问题,只是“能看不能说,说了也无用,甚至敢怒不敢言”。
       因此,长期造成干部队伍:为了能当上干部,“千方百计和潜规则”;为了能升迁“不择手段造假和欺骗”;为了权力甚至直接“买官卖官”。必然导致“官官相腐、官官相护”。最终腐败是“一坨一坨、一串一串、塌方式”的。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光明网》评论员“GDP出官”是一种病  “注水GDP”是并发症》文章,只是揭露了“冰山一角”。我国要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必须首先“革新”党政干部制度。
       一党的干部,由党员群众决定。各级党组织只是组织组织。把党的干部决定权交给全体党员。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依靠全党8000万党员。
       二行政干部,由全国人民群众决定。各级人大主持组织组织。将行政干部决定权交还给人民群众。提名、推荐、监督,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罢免、决定。
       因为,8000万监督;13亿管理,一定比“几个部门、一些人”的力量强得多。这是不容置疑的。这,才是“群众路线”的重中之重!!
       ——我国干部制度的“革新”,关键和希望都在“顶层”。

(附 转载)“GDP出官”是一种病  “注水GDP”是并发症
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2015-11-18 于《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今日(11月18日),媒体送上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前三季度GDP。国家层面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87774亿元,而31个省份前三季度GDP总和却为507256.2亿元,超出全国总量多达1.9万亿。

  新闻的跟帖中有人调侃,“误差很小啊,才1.9万亿而已。” “而已”二字颇有点惯见波澜而不惊的意思。的确,自1985年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核算GDP数据以来,地方统计总和一直高于全国的GDP总量——2009年31省区市GDP之和超出全国总量2.6万亿元,2010超出3.5万亿元,2011年超出4.6万亿元,2012年超出5.7万亿元,2013年超出总量逾6.1万亿元。因为6.1万亿太过离谱,2014年年初统计数据公布之后舆论就曾掀起过批判“注水GDP”的小高潮,从数据造假、重复统计的肇因,一直说到摧毁政府公信力、动摇经济信心的后果,已经把各种常识都说尽。相比起来,1.9万亿反倒有点“不过如此”的意思了。

  唯GDP和“数字出官”本来就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病,注水GDP不过是它的众多并发症之一,和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盲目基础设施投资、地方保护主义等等一起高烧不退。两年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曾分析过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十年的政绩和升迁情况。结果显示,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很难。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升官的几率则是负值。经济数据俨然成为了这个时代官员们要放的“卫星”,岂有不尽量夸大的道理?

  关键是,这种注水,不是某一地方主官的问题,而是官僚体制内的每个构成部分都有的一种惯性,一种微观的却成规模的行为。每个部门领导都与GDP有所捆绑、每个层级的职能部门都对“成绩”进行些许注水,层层汇总起来,就会形成明显的数据偏差和误导。所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2010年国家统计局就曾联合监察部、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执法检查“GDP统计作假现象”,但2010年到2013年GDP注水情况反而愈演愈烈。倒是在干部整风、吏治整顿的背景下,各省GDP总和超出全国总量的数据降下来了。

  或许可以这样推论,当腐败的定义变得广义,当地方政府在GDP、工业产值、招商引资、就业、环保、能耗等数据上的粉饰与夸大,在信访数字、征地补偿、政府债务等问题上的虚、瞒、伪、篡,都成为了整风的潜在对象,都有可能毁掉主政者的仕途,注水就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或者说,当反腐改变了“数字”与“升迁”之间的正相关性,建立了“数字造假影响仕途”的心理预期,经济数据的客观性也会改观。

  当然,注水GDP数字的变化并不能用单一原因解释,其下降,也有干部政绩考核标准革新的原因,也可能受正在形成的环保政绩观的影响,但其和反腐的相关性仍然值得注意。前两年,论者倾向于催促主管部门,找到哪些省、哪些部门注水了GDP,以便发现元凶、对症下药。但实际上,在夸张造假已经成为一种微观却成规模行为的情况下,这种检查以一敌万,大抵会事倍功半。把数据上的虚、瞒、伪、篡纳入整风和反腐,或许能最有效地应对“注水GDP”这个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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