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政府专家对经济形势出现了严重误判！

政府专家对经济形势出现了严重误判！

作者：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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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微评：清算错误经济路线的时候了！

原标题：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判断是错误的 

不幸的是，经济学不象数学物理，可以通过严丝合缝的推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面对经济难题，各种相互矛盾的观点纷纷出笼，都宣称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钥匙。

于是，各种理论、各个流派 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在中国，尤其不幸的是，对经济的判断是以职位为标准的，部长的判断要比局长准，教授的看法要比讲师准，北大清华教授的判断要比一般大学教授准。 连有了钱的马云、王健林们都敢胡乱指点经济，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主张。

无论从PMI、克强指数、出口、内需、房地产，还是具体行业境况、企业经营情况，一切指标都显示中国经济萧条越来越严重。认真回顾近几年来的改革历程，恐怕不得不承认，结果与预想相 差巨大。现在民间对经济陷入危机的认同越来越强，而政府与主流经济学界对此却有不同的判断。

十几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自上而下，改革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改革的调门不可谓不高。但为什么轰轰烈烈的举措却得不到红红火火的结果？诚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判断 是错误的，从而所推出的应对措施也是不得要领的。

一、政府专家对经济的判断错误

中国政府与主流经济学界将经济下滑主要归因于三点：外部经济变差、周期性原因与经济结构性问题。

无论外部性、周期性还是结构性观点，都不能合理解释中国经济为何急剧下滑，也不能事前预测经济，无一不是事后寻找出来的牵强理由。按照林毅夫行教授等人的观点，中国经济还将高速 增长，丝毫联系不到危机。更可笑的是，一些中国专家将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而欧美日的经济专家却将他们经济不景气归结于中国经济下滑。

一种最常见的错误是用经济周期解释经济衰退。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出现危机是因为经济处于衰退期，只要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经济就会好转；而对于经济高速增长，他们的解释是经济处 于繁荣期。如果繁荣时间很长了，还没有出现危机，这又如何解释？别急，他们会说这是一个长周期、大周期。总之，经济周期似乎成了一些经济学家的万能胶、遮羞布，每当出现经济衰退 、失业率上升而无法解释时，就归因于经济周期。反正不管具体情形如何变，用经济周期理论都能给你套上。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对经济波动的事后描述。这就好象看见一个人瘦了就对他说你处于掉膘期、发现对方胖了就说他处于长肉期一样，都属于事后描述。一个人的胖瘦并不是由于其处于掉膘 期或者长肉期，胖瘦只不过是各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同样，经济的繁荣或者衰退也不是因为处于繁荣期或衰退期，而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消费者的消费、投资与储蓄选择发生改变的结果。

如果说逻辑性探讨还难以完全认人信服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就有说服力得多。但从结果看政府主流专家的观点错得一塌糊涂。虽然十几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政府 实施了大量稳增长、促就业、扶持创业等政策措施，但中国经济非但没有象专家们所预测的那样V型反转，甚至比L型还要糟糕，深不见底。

中国经济问题并非始于今日，大约从2000年开始，产能过剩、对投资的严重依赖等问题就日渐显现，到了2005年前后，问题日益恶化，但林毅夫、厉以宁、樊钢、李稻葵、周其仁等政府主流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总体向好，林教授多次强调，中国经济还将保持30年10%以上的高增长。专家们承认中国经济存在问题，但认为那都是短期性问题，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熨平经济周期 、抵消外部不利影响，就能平衡渡过低潮期，到时中国经济又将迎来新一轮强有力的繁荣。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强，到了08年更是史无前例地投入4万亿 进行强刺激（据林毅夫教授讲实际高达20万亿）。每当政府加大刺激力度，经济增速就上来，这时候专家们就会兴奋地宣称中国经济正在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每当刺激药效过期，经济增速 下降，专家们就指出增长速度之所以下降是因为经济还处于谷底。08年推出4万亿后，GDP增长率扭转向下势头，与一片暗淡的全球经济形成鲜明对比。此时，无数专家开始描绘中国经济的美 好未来。

然而，中国经济非但没有象专家们所憧憬的那样通过自我调整走向新一轮繁荣，反而增速步步下降，大批企业倒闭，实体经济举步维艰。

另外一点是，主流观点未能逻辑井然地解释清楚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人人都知道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风险，但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些问题至今无法解 决，还在进一步加剧？

纵观十几年来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完全脱离政府专家们的预估，这根本不是一时的政策偏差，只有出现根本性方向错误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二、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当前面临的是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是生产与消费失调，核心是贫富差距。当前中国经济危机表象与美国经济大萧条初期如出一辙。一是贫富差距极度扩大，二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信 贷扩张，三是资产泡沫膨胀。

简单来说就是消费的增长跟不上产出的增长，而投资由于受到投资临界点的制约，不能将全部储蓄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转化为投资。这样一来，经济就不能维持稳定与增长，大规模失业将不 可避免，社会发展将不可持续。

那么中国为什么这两年才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下滑呢？事实上今日的问题绝非始于今日，只不过原先尚有足够的手段与空间掩盖住矛盾，而今天各种手段几乎都用尽了。这就好比一个入不敷 出的人一开始还能借到钱来维持生计，让外人看不出其真实窘境，一旦借无可借，才会真相毕露。具体来说就是中国政府用于维持经济增长的三大手段：出口、房地产、政府投资已没有多少 扩张空间与回旋余地了。

当前的经济困境向上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生产过剩，企业纷纷破产。对此，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是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扩大出口。1994年1月1日，人 民币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出口增长实际上就是将中国过剩产能推向国际市场，自此中国经济再次腾飞，而中国外汇储备在短期时间内超越日本， 达到惊人的4万多亿美元（相当于净出口了30万亿商品）。]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当出口达到极限后，中国化解过剩储蓄的手段是政府投资、发展房地产与政府举债。到了今天，这一切手段也都相继用到了极限，于是，危机就越来越近了！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严重的储蓄过剩？一是众所周知的贫富差距，二是中国社会的低福利。贫富差距扩大与低福利会抑制消费这是全球共识，而中国偏偏将这两点都发挥到极致，中国消费怎么 能增长？中国社会不是没钱，只是分配不均，从国人买空日本就可见一斑。

很显然，破解中国经济危机的正确途径唯有缩小贫富差距、合理分配财富、提高国民福利。但中国政府专家却将问题引向了结构失调等细枝末节。

三、将危机归结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倒果为因

的确，中国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许多人据此认为只要经济结构调整过来，经济困难就会化解。这种认识是非常肤浅与有害的，没有从更深一层理解为何出现如今这样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真实情况是，原先的结构是合理的，任由市场自行调节的经济结构总体上也是合理的，出现今天这种情况完全是各级政府有形的手操控经济的结果。

那么问题来了，政府为何要将合理的经济结构调节成如今这种局面？答案是保增长。随着前面所说的消费增长跟不上产出增长，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政府要维持高增长只有刺激出口与投资 。由于出口增长受限，政府只能刺激国内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同时用尽各种优惠手段吸引投资，开发区遍地开花。本来存在的问题就是相对产出而言消费太低，这时候应该扩大消费，但我们更拼命扩大产出，如此一来，经济结构岂能不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从而扩大消费，而只是简单地调整经济结构，其结果将是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员工失业。目前经济发达地区首先出现了这一苗头，并在不断漫延 。

四、要么合理分配财富，要么改朝换代。

当前危机与历代改朝换代危机一脉相承。本质上，人类社会的经济危机都可归结为生产危机或分配危机，相应地，社会改革也可分类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改革与合理分配财富的改革。纵观两千 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除了商鞅变革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他改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并非巧合的是，商鞅变革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属于提高生产效率改革，而失败的改革无一例外都 是事关收入分配的变革，历史上的这些改革全部发生在皇朝后期，改革失败的结果是加速了皇朝的灭亡。

通过研究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发现，改朝换代的交替演变就是财富的聚散过程，腐败顶多起了一点加速作用。当新的朝代建立后，财富重新分配，原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土地被没收，广 大贫民重新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源。此时由于资源分配平均，普通阶层的收入与原来相比大幅提高，从而增加消费需求。于是产出与需求旺盛，社会呈现繁荣景象。但是，社会个体之间始终存 在能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收入者储存下来的财富越来越多，所占社会财富总份额越来越高，大部分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这种效应达到某一临界点时，无法再忍受的农 民就会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就成为了必然。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朝代的中前期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到了中后期都是社会积弊丛生、民不聊生的动荡时代。等到旧朝代被推 翻，社会又再来一次土地均分。于是新的一个轮回又重新开始。

为化解社会矛盾、避免朝代更替，历朝统治者都曾竭尽全力地进行过改革，比较有名的有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但这些改革都只能针对弊政等一些枝节问题进行改革，无法触及社会核 心问题——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从而只能以失败告终。值得一提的是王莽新政，王莽这位悲剧英雄虽长期为世人所误解，但实际上以超前的眼光看到了社会危机的根源——贫富差距。

然，中国避免不了朝代频繁更替的原因是无法解决财富过度集中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使社会不得不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这种状态，即使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种代价极为高昂的推倒重来 。

与中国频繁更换朝代不同的是，欧洲王朝的延续时间却长得多，一般连续上千年不变。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源是欧洲的土地制度。工业革命前欧洲的土地制度是封建采邑制，土地属于封建国家 所有，领主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领主主要通过层层分封、继承、战争等获得土地。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下很难通过市场交换形成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社会也处于比较稳 定的状态。因此虽然当时的欧洲小战争不断，但几乎没发生过大规模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更是罕见。

对中国当前改革的启示是，反腐败是非常必要的，但合理分配财富更关键。无论是高房价、国企改革还是地方债务危机，都只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绝非危机的全貌。贫富差距不断扩 大导致的生产消费失调才是最大的问题。

来源：xinminxueshe